冷面队长有点甜（近代现代）——潏潏橘

　　陆时渡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下午，周劲在群里发了一条语音。他的声音有些哑，“李芳找到了，她承认签字了，十二份接运单都是她签的，但不是她经手的。她说孙院长让她签，她就签了。她以为是正常流程。她不知道那些遗体后来去了哪里。”
　　沈砚清回复：“带回来。”
　　陆时渡放下手机，孙院长让李芳签了十二份接运单，他自己签了多少？那些接运单上，孙建国的名字出现了多少次？他不需要问。答案已经在那十二份缺失的入库记录里了。
　　晚上，陆时渡在实验室里整理材料的时候，沈砚清推门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鼓鼓囊囊的。
　　“养老院的财务记录，姜糖调出来的。孙建国的银行账户里，近两年每个月都有一笔现金存款，金额不固定，多的时候五千，少的时候一千。和存折上的存款模式一样。”
　　陆时渡接过档案袋打开，把里面的材料一页一页地翻。孙建国的存款记录、李芳的供述笔录、十二位老人的死亡证明复印件、殡仪馆的接运单复印件。他把这些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好，放在操作台上。
　　“他在收钱，每送走一个老人，他就收一笔钱。”
　　“陈国良给的。”
　　“陈国良用养老院作为货源地，孙院长提供死者，陈国良负责接运。钱从卖肉的收益里分出来，回流到孙院长手里。”陆时渡看着操作台上那排材料，十二份，整整齐齐，“他们把人分成了两部分，活着的和死了的。活着的在他们那里养老，死了的在他们那里变成货物。每一笔钱都对应一条命。在他们的账本上，命是有价的。”
　　沈砚清没有说话。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奶糖，放在陆时渡手心里，奶糖的糖纸有点皱了。
　　陆时渡低头看着那颗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奶味很淡，在舌尖慢慢化开。他站在操作台前，含着糖，看着那些材料和照片，看了很久。
　　窗外的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亮着，梧桐树的枝丫在灯光下投下交错的影子。豆包在家里大概又在鞋柜上等着了。等他们回去，等猫粮碗被倒满，等有人摸它的头，等客厅的灯亮起来。它不知道这些照片里的人，永远不会再等谁了。
　　“沈砚清。”
　　“嗯。”
　　“回去喂猫。”
　　“好。”
　　陆时渡把材料收进档案袋里，封好口，在封面上写下编号和日期。他的字迹圆圆的，带着学生气，但每一个笔画都很稳。他把档案袋放在归档架上，关了灯。
　　两个人走出实验室。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沈砚清走在前面，陆时渡跟在他旁边，走得很近，肩膀偶尔碰在一起。
　　“沈砚清。”
　　“嗯。”
　　“十二个人，每个人的名字、年龄、死亡日期都在材料里。他们在养老院里住着的时候，有没有人来看过他们？有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有没有人在他们死后问过一句——他们去了哪里？”
　　沈砚清没有回答。
　　声控灯在他们走过的时候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在一盏一盏地在身后熄灭。


第88章
　　孙建国是在养老院的办公室里被带走的。周劲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那张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账簿，老花镜搁在账簿上，镜片反射着窗外的光。桌角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的红字，漆皮已经斑驳了。他没有跑，甚至没有站起来。周劲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慢慢地合上账簿。
　　“我知道你们会来。”他说。
　　周劲没有接话，把手铐放在桌上。孙建国低头看着那副银色的铐环，看了几秒，然后把自己的手伸出来。手铐合上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脆。
　　他站起来，跟着周劲走出办公室，经过走廊的时候，一个护工端着药盘从房间里出来，看到他被铐着的手，药盘晃了一下，几粒药片滚落在地。孙建国低头看了一眼那些药片，没有停。
　　陆时渡在实验室里整理养老院的财务资料时，手机震了一下。沈砚清发来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孙建国到了，你也过来。”他放下手里的材料，把操作台上散落的物证袋归拢到一边，关了显微镜的灯，走出实验室。
　　审讯室里，孙建国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的手指很瘦，骨节突出。深蓝色的棉服是拘留所发的，和他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叠在一起，领口有些不平整，他坐得很直，腰背挺着。
　　沈砚清坐在他对面，没有急着开口。审讯室的日光灯把整个房间照得很亮，孙建国的白发在灯光下显得更白了，像覆了一层薄霜。文件夹摊在桌上，里面是养老院十二位老人的死亡证明复印件、接运单、殡仪馆缺失的入库记录。沈砚清翻到第一页，看了几秒，然后合上。
　　“孙建国，你在这个行业干了一辈子。从街道卫生服务站到养老院，你见过的老人比我们见过的案子都多。你今天坐在这里，应该知道为什么。”
　　孙建国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搓了一下。他没有抬头，但声音很稳。“我知道。”
　　“近两年，你经手的十二位老人，遗体被殡仪馆司机陈国良接走后，没有入库，没有火化，没有骨灰。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这些遗体去了哪里，你知道吗？”
　　孙建国沉默了几秒。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有话堵在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
　　“什么时候知道的？”
　　“第一次，第一笔钱打到我卡上的时候。陈国良说，那是殡仪馆的‘劳务费’，感谢我配合他们的工作，我收了，后来每一笔都在收。”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我知道那不是劳务费，但没有问。”
　　“你收了多少钱？”
　　“一共……七万多，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沈砚清翻开文件夹，把姜糖整理的资金流向表推到孙建国面前。每一笔存款都用红色圆珠笔圈了出来，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时间跨度两年，金额从一千到五千不等。孙建国看着那张表，目光在上面缓缓移动。
　　“这些钱，是陈国良从卖肉的钱里分出来的。”沈砚清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桌面上，“那些肉，你经手送走的老人，变成了肉。”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日光灯镇流器的嗡嗡声填满了每一寸空间，像某种不知疲倦的昆虫在墙壁里筑巢。
　　孙建国没有哭，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眼泪。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有血丝，但目光没有躲闪。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送走的老人，少说有几百个。有的有家属，有的没有。有家属的，家属来接；没有家属的，街道办手续。
　　我以为我送他们走的是最后一程。”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我不知道他们走了以后，又走了一程。”
　　“你签了接运单，每一次都是你签的。前十二次是李芳签的，后来的全是你。”
　　孙建国没有否认，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了一下，又松开了。
　　“第一次是李芳签的，她拿单子给我看，说是正常接运，我没多想。后来陈国良来找我，说以后这种没有家属的遗体，直接联系他。他说殡仪馆有专门的通道，手续从简，费用从优。我问他‘从优’是什么意思，他说每接一个，给我个人的辛苦费。我开始拒绝了，后来他加了一次，我没扛住。”
　　“你扛不住的是什么？是钱，还是别的？”
　　孙建国沉默了很久，审讯室里的时间像被拉长了，每一秒都过得很慢。他的嘴唇动了几次，像在斟酌措辞。
　　“我在养老院干了七年。七年里，我见过太多没有家属来认领的尸体。放在冷柜里，等着街道出证明，等着民政批手续，等着殡仪馆的车来。有时候等一个礼拜，有时候等半个月。尸体在冷柜里放着，我看着，心里想，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没人管，死了以后还是没人管。我想让他们快一点走完最后一程。不是受罪，是善终。我以为我在帮他们。”
　　陆时渡站在监控室里，手指按在玻璃上。他想起陈国良说过的话——“那些人已经死了。”孙建国和陈国良用了同一个词。不是“被害者”，不是“遗体”，是“那些人”。“那些人”在成为“那些人”之前，是有名字的。他们的名字在文件上被签了无数次，被录入系统，被归档，被遗忘。
　　然后在某个凌晨，被装进白色的塑料袋，放进面包车的后备箱，运到屠宰场，被切碎，被绞烂，被混进冷冻肉里。最后，那些名字变成了账本上的数字。
　　沈砚清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低沉而清晰。“你说你在帮他们，帮他们快一点走完最后一程。但你收了陈国良的钱。第一笔你拒绝了，第二笔你没有，从那以后，每一笔你都收了。你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帮自己？”
　　孙建国没有回答。他的嘴唇在抖，肩膀也在抖，但始终没有发出声音。
　　沈砚清等了一会儿，把文件夹翻到新的一页。“陈国良的存折上有三十七万。何志远每个月从他那里领两千块。林德茂的屠宰场收了八万块现金。你的银行卡上多了七万多。这条链上每一个人都拿了钱。每一个人都说自己不知道全貌，只做了一小部分。但每一个人都知道那一小部分不该做。你在签接运单的时候，心里想过‘这不对’。”
　　孙建国低着头，肩膀的抖动慢慢停了。他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想过，每一次都想。每一次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不做了，但下一次钱到账的时候，我还是收了。”
　　“为什么？”
　　“因为停不下来。”他抬起头，眼眶红得像充了血，“不是钱的问题。是我做了那么多次，如果停下来，前面那些就白做了，我不知道怎么停。我只能一直做下去，做到被你们发现为止。”
　　监控室里，陆时渡把手从玻璃上放下来，攥进口袋里。
　　审讯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孙建国把每一笔钱、每一次接运、每一具遗体的去向都交代了。他的供述笔录写了十几页，每一页他都要签字，签字的时候手在抖。
　　何志远的第二次审讯是在下午。他进来的时候，陆时渡注意到他的步伐比上次更慢了，不是拖着走，是每一步都像踩在很软的东西上，陷下去，拔出来，再陷下去。他的眼睛下面青黑很重，嘴唇干裂了。拘留所的生活比逃亡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