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时代（近代现代）——明月南楼

　　程树言坐在座位上，声音落在他耳朵里，却总是隔着一层膜，听不真切。
　　前面一排排的观众站起身，工作人员激动地跑过来，拉着他的胳膊往台阶下走。
　　程树言顺着过道走下去，身体都沉得像要陷进地毯里，他快累垮了，可怪的是，心里却轻得没边儿。
　　他站到了那束明亮的追光灯下，看着台下全是通红的脸，朝他们挥了挥手。
　　欢呼声和掌声好像齐齐落下的暴雨，彻底把他淋了个透。
　　过去两年里，为了一个眼神在监视器前磨到半夜的纠结，和演员不断争辩情绪该落在哪里的琢磨，都在这一刻从这里剥离，不再属于他了。
　　他的电影，活了。
　　中国，清晨。
　　国内第一条影评推送上了平台。
　　宋野坐在沙发上，刷新出刚刚推送的影评，《浴场》的首映结束不到三个小时，国内已经开始出现第一批影评。
　　这篇文章的作者写过很多年电影评论，宋野读了一遍，他发现这部电影的结尾和看过的初剪版本不一样。
　　程树言把电影最后七分钟全部拆掉，只留下一个镜头。他仍然固执地保留了他的长镜头，去除了戏剧化的部分。
　　“中国电影过去十年拍了很多‘罪与罚’的故事，但《浴场》最后说的不是罪，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沉默。
　　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不是恶人，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没有解释的时代。
　　《浴场》前面两个小时都在讲‘罪’，但是最后一个镜头突然把问题变成了另一件事，谁是罪人？谁又应该负责？
　　所以当真相爆炸的时候，李秀兰才第一次意识到，她从来不了解自己的儿子。矿井塌了，有人死了。
　　这件事在当地不是新闻。
　　浴场里工人聊天，说到塌了，旁边人应一句，常有的事。报纸被拿去包咸菜，生活继续往前走，没有人停下来。
　　这才是程树言真正拍的东西。”
　　窗外天光越来越亮，高架桥上的车灯少了，偶尔一辆车开了过去。窗外的高架桥上还有零星的车灯，像雾里流动的光。
　　宋野又重新看了一遍那篇影评，想起程树言改结尾的样子。
　　当时他和程树言坐在一间房间内，他给程树言送了茶，问他要不是睡。
　　程树言总说再等一会儿。
　　后来宋野看到房间里的灯暗了，他以为程树言睡了，后来他发现程树言还坐在黑暗里，靠着沙发想事情。
　　现在宋野看着这篇影评，大概明白了一点，程树言想的究竟是什么。
　　和柏林有着七个小时的时差，他也不知道程树言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宋野点开了一张程树言走红毯的现场图，仔细一看，这张照片上的程树言比昨天疲惫多了，眼底还沾着没散去的憔悴。
　　不过整个人状态特别精神，充满意气。
　　宋野的手停在程树言眼下那抹淡淡的青黑处。他看着那张照片，等待屏幕上的光熄灭了，把手机丢回床头，躺了回去。
　　合上眼，脑子里只有那张照片里透出来的平和。
　　他也替程树言松了口气。


第76章 首映（下）
　　宋野的手机屏幕暗下去，房间隐去了所有的光。
　　窗外的北京却渐渐醒了过来，高架桥上车流变得密集，车流声愈响。
　　而在七个小时之外，柏林电影宫外场外的工作人员撤离了围栏。
　　再过一夜，新的一天开始了。
　　程树言进了电影宫侧门，穿过了一段不算长的走廊，他低头整理了一下袖口，难得紧张地扣不上，前面就是媒体厅了。
　　庄柏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紧张了？”
　　程树言坦然承认道：“有点。”
　　庄柏安慰道：“你只要把你想说的原原本本扔给他们就行，剩下的你不用去管。其他该说的，我们都会帮你一起说。”
　　柏林电影节会在首映后的次日上午安排固定的官方新闻发布会。
　　他一进入媒体厅，长桌上整齐地码放着黑色的麦克风和同声传译耳机。
　　主持人公式化地介绍完片名和入围单元，环视了一圈台下：“现在开始提问。”
　　还没等程树言完全调整好坐姿，第一只手已经从左侧前排高高地举了起来。提问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法国人，他环视着媒体厅，问道：“程导，我想从结尾开始。您的电影前两个小时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叙事结构，观众会自然期待一个交代。但您最后留下的只有天空和一个站在画面边缘的女人。您为什么这样设计？”
　　程树言等翻译结束，想了一会儿，说：“因为揭示结尾就太简单了。”
　　法国记者皱皱眉头，不予认可，继续问道：“很多导演会认为给出揭示是一种叙事责任。作为导演不揭露主题，是否会让电影变得难以理解？”
　　程树言说：“那个年代的人多少都知道一点矿难的事。矿井塌了，死了人，生活还要继续，在那个年代，矿难在当地本身不是新闻，我觉得纯粹地揭露会破坏电影本身。人物和导演不应该直接说主题，这些需要观众自己体会。”
　　厅里骤然安静了一下，只有几支笔尖同时落在纸上，发出急促的沙沙声。
　　紧接着，话筒递给第二个德国记者：“我注意到一个人物设定。母亲这个角色几乎完全不知道儿子做了什么，她似乎对于突然多出来的钱和出行不定的儿子，完全都没有任何觉察。在现实生活里，家人不可能对子女的行为没有感知，您为什么让母亲这个角色保持这种干净？”
　　于虹玉的视线微微动了一下。
　　程树言回答：“因为她忙着生活，她的确不知道儿子在工作时的细节。”
　　德国记者皱了皱眉：“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回避。”
　　程树言说：“是。她的悲剧不是无知，仅仅是出于最根本的信任，身为母亲，我们也需要承认她并非全知全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也是个受害者。她知道儿子变了，只是她相信时代给了她儿子一个机会。”
　　德国记者在本子上写了什么，点了点头。
　　随后，其他记者不给程树言喘息的机会，继续问道：“我注意到您的镜头几乎完全固定，大量场景持续三分钟以上，人物经常走出画面，留下空的空间。这种形式上的选择，是不是在刻意制造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
　　程树言说：“因为空间比人物更长久。那口矿井也存在了几十年。人物只是暂时经过那里，我想在那个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
　　这名女性记者抬起头，程树言还没缓过来，韩国的记者摘下了同传耳机，他普通话说得很好，直接改用中文提问，这让场内的问答节奏陡然变快：“我想问李秀兰这个人物在电影里几乎没有戏剧性的转变，但整部电影的道德重量似乎都压在她身上。您怎么看这个人物？”
　　程树言看了一眼于虹玉。
　　于虹玉答：“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韩国记者笑了下：“普通人很少成为电影的中心。”
　　于虹玉又道：“为什么不可以？普通人也可以作为主角，很多导演都会这样处理。”
　　韩国记者又道：“那么我想回到那个最后的镜头，李秀兰站在矿区外，看着天空。我在现场看的时候，这个镜头持续了很久。我想问于虹玉女士，您当时站在那个镜头里，在想什么？”
　　于虹玉答：“我在想，她不知道接下来要走去哪里。”
　　记者等了一会儿，没等来别的答复：“就这个？”
　　于虹玉说：“我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也有点不安，我问程导，她为什么什么话都不说。程导没有给我答复，后来有一天我们去矿区看景，我记得那里有一条很长的溪流，旁边有几位老太太在洗衣服。她们一边洗，一边聊天。比如说谁家孩子要结婚了，煤气涨价了。然后有一个人忽然不说话了，继续低头洗衣服。我那时候突然意识到很多人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机会把情绪变成语言。”
　　韩国记者沉默了一会儿，转向程树言：“那个镜头里您想拍的是什么？”
　　程树言：“那个年代里一种生活的状态。”
　　厅里沉默了两秒。
　　从后排开始，掌声慢慢响起来。
　　程树言坐在那里，拿起面前的水，喝了一口，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他像被掏空了，缓了好一阵。
　　庄柏在他旁边，低声说了一句话。
　　程树言抬头看了一眼新闻厅后排那排摄影机，红色的录制指示灯还亮着，他定定看了一会儿，直到那抹红色从他眼前消散。
　　一场硬仗才算是打完了。
　　晚上又是忙碌的录制和应酬，弄完这些，程树言推开房间门后，他连大衣都没脱，直接陷进了靠窗的沙发里。
　　桌子上放着几页新递过来的剧本，他连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
　　白天太吵了。
　　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试图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解释《浴场》的意义。
　　他很高兴媒体看懂了那些留白，但把心血揉碎了展示给大众，实打实地耗干了他所有的精力。
　　按照以往，他会一个人躺在房间里，之前几次会期待媒体的报道，有几次会在疲惫中睡去。
　　他很少向其他人袒露在电影节时期的情绪和想法。
　　但是今天，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想宋野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向楼下那盏孤零零的街灯，还是拿起了手机。
　　北京现在，应该是早上了。
　　电话响了两声。
　　程树言没等太久，宋野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传了过来：“现在柏林几点了？”
　　听着他的呼吸声，程树言答：“挺晚，凌晨了。”
　　宋野又笑：“那你怎么还没睡。”
　　过了一会儿，程树言轻声说：“结束以后有点睡不着。”
　　宋野在那头笑了一下：“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还顺利吗？你是不是被问烦了？”
　　程树言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无声地笑了笑：“那些记者一开始问得挺急的，个个都像是来挑刺的。不过后来有人鼓掌了，感觉有点奇怪，一屋子人突然一起站起来鼓掌，挺傻。”
　　宋野：“就这些人，一开始把你往死里问？”
　　程树言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显得随意：“他们提的问题在点上，我的观众都看懂了。可惜你没去柏林，本来还想坐你旁边的最后一排，也就可以一起看到他们的反应了。其实柏林挺适合你来的。”
　　柏林的节奏没有北京那么快，程树言想说，每个人在雪天的步子都是慢悠悠的。落雪的时候，红墙和白雪堆积在一起，连树上都是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