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破案呢（玄幻灵异）——槡嗓哒

　　回到临川市公安局已经是傍晚了。
　　何芳在档案室泡了一整个下午，带回来一沓泛黄的卷宗，复印件，原件早就按规定销毁了。她把卷宗放在桌上，厚厚一摞，封面上印着临川市公安局的旧式公章，纸张发脆，翻动的时候能听到细微的碎裂声，像秋天的落叶被踩碎的声音。
　　“1990年，临川市一共发生了十七起命案。”何芳翻开卷宗，一页一页地指着，“其中女性受害者有十一人，勒颈致死的三起。三起中，现场有花的——一起。”
　　她把那起案件的卷宗抽出来，放在最上面。
　　封面上写着：1990年8月14日，临川市城西区永安路23号，死者于某，女性，二十三岁，死因为机械性窒息。案件状态：未破。
　　江余翻开卷宗。第一页是现场照片的黑白复印件，分辨率很低，但能看出死者穿的是白色的裙子，侧躺在地上，姿势和苏晚、林婉儿死后的姿态几乎一模一样。她的脖子上有清晰的勒痕，照片的角落里，有一样东西被框进了镜头——一朵花。但因为照片是黑白的，看不出颜色。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字：鸢尾花。
　　江余的手指停了一下。他想起了温鸢在锦瑟坊订购的那根深紫色丝带，想起了她给苏晚和林婉儿涂口红时那种专注而细致的手法，想起了她在水厂顶楼说“我把那个画面画了三十年”。
　　三十四年。她画了三十四年。
　　不是因为她恨那个女人。是因为她爱那个画面——那个在她七岁的眼睛里定格了的、残忍的、完美的画面。她把那个画面当成了美的标准，用一生的时间去追逐、去复制、去超越。
　　江余翻到卷宗的最后一页，那里有一份手写的证人询问记录。字迹潦草，但依稀可以辨认。
　　“询问对象：温远山，男，三十五岁，死者于某的邻居。”
　　“询问内容：1990年8月14日晚，温远山称其在家中听到隔壁有异常响动，出门查看时看到一个人影从于某家中跑出，沿永安路向东逃离。温远山未能看清人脸，但称该人影身材较瘦，身高约一米七，步态正常。”
　　温远山。
　　三十五岁的温远山。温鸢、温晚、白鸢的父亲。那个把温鸢送走的男人。那个娶了于某——穿白裙子的女人——的男人。
　　江余合上了卷宗。
　　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猜到了什么，但他有一种强烈的、从胃里翻涌上来的直觉——1990年8月14日晚上，从于某家中跑出来的那个人影，不是别人。
　　是温远山。
　　而温鸢，那天晚上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朵鸢尾花，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勒死了自己的继母。
　　然后她用三十年画那个画面，用三十年在每一幅画里重现那个瞬间，用三十年把那个噩梦变成艺术，再用了三年把那个艺术变成现实。
　　因为她想让所有人看到那个画面——不是作为罪行，而是作为作品。她不是在复仇，她是在展览。
　　她的一生都是一场没有观众的展览。
　　而她的第一个观众，是七岁的自己。
　　沈渡从江余手里拿过卷宗，看完之后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傍晚的风灌进来，带着初夏的湿气和远处街道上的烟火气。
　　“温鸢现在在东城看守所。”沈渡的声音在风中显得有些远，“我们可以申请远程提审。她知道答案。”
　　“她知道答案，”江余站起来，走到沈渡身边，也靠在窗台上，“但她不会说。她等了三十四年，不是为了让我们来问她答案的。她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发现的过程，本身就是她的作品的一部分。”
　　两个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临川市的天空从橘红变成灰蓝，再变成深紫。
　　第一颗星出现在天边，很小，很亮，像一只眼睛。
　　“沈渡。”
　　“嗯。”
　　“你说，温远山还活着吗？”
　　沈渡沉默了片刻。窗外的风突然大了起来，吹得他的头发遮住了半边眼睛，他没有去拨，声音从发丝后面传出来，闷闷的：“1990年的案子，他作为邻居被询问，但最终没有被列为嫌疑人。
　　他后来结了婚，生了温晚和白鸢，把温鸢送走了。2005年，他死于肝癌。白鸢在温鸢案的审讯中提到过——她们的母亲在温远山死后第三年也去世了，死因是自杀。”
　　江余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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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画了30年
　　温远山死了。他带着1990年8月14日那个晚上的秘密，下了地狱——或者上了天堂，取决于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在最后一刻说了什么。
　　但有人还活着。
　　那个七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四十一岁的女人，穿着橙色的拘留服，坐在东城看守所的监室里，也许正看着窗外的同一颗星星。
　　她什么都不用说。她已经在她的画里说了一切。
　　江余转过身，背靠着窗台，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办公室里那面贴满了照片和线索的白板。白板上的“11”被红笔圈了好几圈，像一只充血的眼睛。
　　“孟队，”江余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稳，“申请明天上午提审温鸢。远程视频。”
　　“视频信号我来调。”孟冬已经拿起了电话。
　　“还有一件事。”沈渡从窗前转过身来，看着孟冬，“查一下1990年案发现场提取的物证——如果有的话，尤其是那朵鸢尾花。花上有没有指纹？花是从哪里来的？是野生的还是花店买的？如果是花店买的，是哪家花店？”
　　孟冬在电话上按了几个键，等待接通的时候抬起头看了沈渡一眼：“你觉得三十四年前的花店还能查到？”
　　“不觉得。但查一下不会有损失。”
　　孟冬对着电话讲了几句，挂了之后摊了摊手：“1990年的物证在2005年已经销毁了，按照规定，未破案件的物证保存期限是十五年。花没了。”
　　意料之中。但江余注意到沈渡的表情没有失望，反而像是在确认某个他已经猜到的事实。
　　“你早就知道物证会被销毁。”江余说。
　　“不是知道，是推测。三十四年前的物证，能保存到今天的极少。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温鸢为什么要在三十四年后，用同样的手法杀人。如果她的目的只是复制1990年的那个画面，她早就可以做了。她等了三十四年——等到温远山死了，等到她母亲的遗产处理完了，等到温晚画出了《猎物》，等到白鸢长大成人，等到顾城出现。”
　　沈渡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有江余能听见。
　　“她在等一个完整的布局。每一个人，每一幅画，每一个数字，都不是随机的。她不是在杀人，她是在完成一件作品。一件需要三十四年才能完成的作品。”
　　江余靠在窗台上，夜风从背后吹过来，凉飕飕的，吹得他脖子后面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竖起来。
　　“那我们现在呢？”他问，“我们在这件作品里是什么角色？”
　　沈渡转过身，也靠在窗台上，两个人并排，面朝办公室。日光灯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对面的墙上，两个黑色的轮廓，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矮一点，但姿势几乎一模一样——双手插兜，肩膀微微前倾，像两只蹲在枝头休息的鹰。
　　“我们是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块拼图。”沈渡说。
　　江余偏过头看他。沈渡的侧脸在灯光下线条分明，鼻梁的阴影落在嘴角，像是微笑，又像是没有。
　　“那我们就做最后一块。”江余说，语气轻得像在说明天早上吃什么，“做得好看一点。不能给整幅画丢人。”
　　沈渡没有说话，但他的嘴角那个微表情又出现了。不是肌肉抽搐，是一种从很深的地方浮上来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江余看见了。他没有说。
　　有些东西，说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第二天上午，远程提审准时开始。
　　东城看守所的视频画面投在大屏幕上，画面中央是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温鸢。她穿着橙色的拘留服，头发比之前长了一些，散在肩膀上。
　　她的脸色比在水厂顶楼的时候好了一些，眼眶下面还有青色，但比之前淡了。她的眼睛依然是那种浅褐色的、近乎透明的颜色，像秋天的落叶，像稀释过的茶。
　　她看着镜头——或者说，看着镜头后面的人。嘴角有一个很淡很淡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我知道你们会来”的平静。
　　“江队长，沈顾问。”她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有些失真，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们找到那棵树了。”
　　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江余坐在屏幕前，手里转着笔，语气轻松得像在跟老朋友聊天：“找到了。树下有一幅画，画上有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被勒死了，旁边放着鸢尾花。是你画的吗？”
　　温鸢沉默了五秒钟。那五秒钟里，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江余注意到，那个节奏和沈渡思考时的敲击节奏一模一样。
　　“是我画的。”她说，“但不是最早的那一幅。最早的那一幅，我画了撕，撕了画，画了三十年，一直画到我满意为止。”
　　“你满意的那一幅，现在在哪里？”
　　温鸢微微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那双手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曾经握过解剖刀、手术刀、剪刀，也握过画笔、铅笔、炭笔。画过最美的花，也杀过活生生的人。
　　“在你们找不到的地方。”她抬起头，嘴角的弧度变大了一点，变成了一种江余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表情——不是得意，不是嘲讽，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孩子气的骄傲。
　　江余手里的笔停了。他放下笔，身体前倾，靠近麦克风，用一种他从没用过的、郑重的语气说：“温鸢，我们不是为了那幅画来找你的。我们是为了1990年8月14日晚上，永安路23号，那个七岁的女孩。她叫什么名字？”
　　温鸢的表情终于变了。不是崩溃，不是哭泣，是一种极其细微的、几乎不可能被察觉的松动——像一扇紧闭了很久的门，被风吹开了一道缝。
　　“她叫温鸢。”温鸢说，声音没有颤抖，但比之前轻了，轻得像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她一直都叫温鸢。从一开始就是。”
　　“那天晚上，她看到了什么？”
　　温鸢闭上了眼睛。
　　大屏幕上的画面静止了，像一张截图。整个会议室里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连呼吸声都刻意放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