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破案呢（玄幻灵异）——槡嗓哒

　　“沈渡。”
　　“嗯。”
　　“2021年简晴失踪。她找到了她要找的人，然后她失踪了。”
　　沈渡把那张照片放回素描本，合上，放在纸箱里，然后站起来，看着江余。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走路左腿短一点点的人。”沈渡说，“他不是凶手，他是凶手的影子。找到他，就找到了11号。”
　　江余抱着纸箱站起来，和沈渡一起走出阴暗潮湿的负一层，走进午后的阳光里。
　　阳光很烈，刺得他睁不开眼。
　　但他知道，有些真相，藏在比负一层更深的地方。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需要有人提着灯走进去。
　　他转头看了一眼沈渡。
　　沈渡正低着头看手机，阳光打在他的侧脸上，把那总是冷淡的线条照得近乎温柔。
　　“沈渡。”
　　“嗯。”
　　“你怕不怕脏？”
　　沈渡抬起头看着他，目光里有一丝不解。
　　“我是说，”江余把纸箱换了个手抱着，露出一个没心没肺的笑，“接下来的路，可能会很脏。”
　　沈渡把手机揣进口袋，看着江余的眼睛，那双冷淡的眼睛里有一种笃定的、不会被任何东西动摇的光。
　　“不怕。”他说。
　　江余笑了。
　　他们没有再说话，一起走向停在路边的车，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并排，等长，像两根并立的、不会弯折的柱子。
　　远处，旧货市场对面的咖啡店二楼，一扇窗户后面，有人放下了望远镜。
　　“他们找到了。”那个人低声说，声音沙哑，像是感冒了很久，“比我想象的快。”
　　“要动手吗？”另一个声音问。
　　“不急。让他们再找找。找到最后，他们会发现——那个数字，不是11。”
　　窗玻璃上倒映出一张模糊的脸，看不清五官，但能看清嘴角的那个弧度。
　　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复杂的东西——期待。
　　----------------------------------------


第19章 老狗
　　简晴的纸箱像一颗被埋了三年的地雷，在江余手里终于被拆开了引信。
　　当天晚上，临川市公安局专案组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孟冬把所有人都叫来了——两个年轻刑警小周和小吴，一个技术员大刘，还有那个中年女警何芳。加上江余和沈渡，七个人围坐在那堆被摊开的证物周围，像一群考古学家在发掘一个古墓。
　　素描本被一页一页地扫描、存档。每一幅画像都被放大投影在大屏幕上，逐一标注身份。江余指着第一幅画：“顾城，确认。第二幅，温晚，确认。”沈渡站在他旁边，声音不疾不徐，像在核对一份清单。第三幅画上是一个中年女人，圆脸，短发，穿着疗养中心的护工制服，笑容憨厚。何芳查了一下说：“刘芳，栖心疗养中心的护工，2020年疗养中心关闭后去了南方打工，目前在广州一家养老院工作。”
　　第四幅是一个老年男人，干瘦，眼神阴鸷，沈渡盯着他的脸看了几秒，忽然开口：“这个人的步态有问题。”
　　孟冬凑过来看了看：“步态？你从画像里能看出步态？”
　　沈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翻出简晴日记里的一页——上面写着：“4号走路右脚拖地，像拖着一条死狗。”他再翻到对应的画像下面，简晴的标注写着：老周，勤杂工，右脚有旧伤。
　　江余靠在椅背上，把笔在手指间转了两圈：“简晴不只是画画，她是在做档案。每一个人，她不仅画了脸，还记录了他们的体态特征、行为习惯、在疗养中心的活动轨迹。这不是一个病人的消遣，这是一个调查者的工作手册。”
　　沈渡点了点头，但目光没有离开第五幅画像。那幅画画的是一个年轻男人，二十出头，圆脸，眼睛很小，嘴角带着一个有些讨好的笑，像是随时准备说“您有什么吩咐”。画像的下面，简晴的标注写着：大何，护工，力气很大，经常一个人搬两个人才搬得动的东西。2020年离职，去向不明。
　　“大何。”江余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嚼了嚼，然后问何芳，“能查到这个人吗？”
　　何芳在电脑上敲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何是大姓，光凭一个‘大何’的外号，很难定位。需要更多信息。”
　　沈渡把素描本翻到后面，找到一页关于“大何”的详细记录。简晴的字迹有些潦草，像是不想让别人轻易读懂：“大何说他以前在屠宰场工作。他知道怎么用刀，知道哪里一刀下去最干净。他喜欢晚上一个人值班。他说晚上的疗养中心和白天不一样，有些东西白天看不到。”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
　　屠宰场。用刀。晚上一个人值班。江余和沈渡几乎同时看向对方——不是那种“心有灵犀”的对视，而是一种“我们都闻到了同一种臭味”的确认。
　　孟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对视，因为他正在翻那沓照片。翻到一半，他的手指突然停住了，整个人像被钉在了椅子上。
　　“你们来看这张。”他的声音变了。
　　所有人凑过去。照片上是一个男人的正面照，穿着深色的夹克，站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背景是疗养中心那条长长的走廊。照片拍得很清楚——比素描本里任何一幅画像都清楚——但那个男人的脸被一支记号笔涂掉了。黑色的粗线条，一笔一笔地涂，涂得很用力，纸都快被戳破了。
　　照片的背面，简晴的字迹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潦草、更急促，像是在极度恐惧中写下的：
　　“他一直在看着我。在我画他的时候，他就站在走廊那头，看着我。第二天，我的素描本少了一页。不是我自己撕掉的。他进过我的房间。”
　　江余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又拿起素描本里那一页——关于“大何”的记录。两份笔迹的比对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自同一个人。
　　“简晴在画大何的时候，大何发现了。”江余的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拆解着这个事实，“简晴说‘他一直在看着我’，这个‘他’就是大何。大何发现简晴在调查他。他进了简晴的房间，撕走了她画的那一页——也就是素描本里缺失的那一页。”
　　“然后简晴失踪了。”沈渡接上了他的话，语气冷得像解剖刀，“但不是在大何撕掉那一页之后立刻失踪的。她失踪之前，还做了最后一件事——她去了永安路18号的旧货市场，租了一个柜子，把这个纸箱存了进去。”
　　江余低下头，看着纸箱底部那层薄薄的灰尘，灰尘上有几道新鲜的划痕——那是他们打开纸箱时留下的。但除了这些划痕，灰尘的分布很均匀，说明纸箱被放进柜子之后，就没有再被人动过。
　　“简晴存这个纸箱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可能会出事。”江余的声音低了下去，“她把所有调查结果都留在了这里——除了她写在照片背面的那个没有写完的名字。大何的全名，她没有来得及写。”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孟冬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动作大得椅子往后滑出去半米，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声音洪亮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喂，我是孟冬。调派两组人，一组去广州找那个叫刘芳的护工，一组给我找那个姓何的——对，就是栖心疗养中心那个姓何的护工，外号大何，2020年离职，去向不明。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
　　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看着江余和沈渡，用力地搓了搓脸，像要把疲惫和焦虑一起搓掉。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江余对他好感倍增的话：“江队，沈顾问，你们今晚住哪儿？我让何芳给你们安排。”
　　“不用安排，”江余指了指角落里的两张行军床，“睡这儿就行。”
　　孟冬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沈渡一眼——沈渡正在把素描本放回纸箱，动作轻得像在放一件易碎品。
　　“你们东城的人，都这么拼？”孟冬问。
　　江余笑了笑：“不是东城的人拼，是破不了的案子在后面追，你不跑不行。”
　　孟冬走了之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江余和沈渡。
　　灯关了大部分，只留了江余工位头顶那盏日光灯，惨白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硬，贴在地面上像两把并排的刀。江余躺在行军床上，沈渡坐在椅子上，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堆满卷宗的桌子。
　　“沈渡。”
　　“嗯。”
　　“你说，大何现在在哪儿？”
　　沈渡闭着眼睛，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低沉而平稳：“三种可能。第一，他离开了临川，换了一个身份，在另一个城市生活。第二，他还在临川，藏在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第三——”
　　他顿了一下。
　　“第三，他已经死了。”
　　江余翻了个身，面朝沈渡的方向。行军床发出嘎吱一声响，像一只老猫被踩了尾巴。
　　“如果他死了，”江余说，“那简晴的失踪就不是他造成的。或者说，不只是他。”
　　沈渡睁开了眼睛。那目光不是看向江余，而是看向天花板上那道细细的裂缝，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你在想，简晴可能还活着。”沈渡说。
　　江余没有回答。但他知道，沈渡能从他沉默的长度里读出答案。
　　第二天一早，孟冬带来了一条消息。
　　去广州找刘芳的那组人还在路上，但查“大何”的那组人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不是他们找到了大何，而是大何找到了他们——用一种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
　　“今早六点，临川城东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孟冬把一份接警记录放在桌上，指着上面的一行字，“一个男人打来的，说他知道大何在哪里。
　　他说大何已经死了，死在2020年冬天，尸体埋在栖心疗养中心后面山坡上的一棵老槐树下面。他还说——大何不是被杀的，是出意外摔死的。但他之所以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大何死之前手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名字。”
　　江余的笔在指尖停住了：“什么名字？”
　　“简安。”
　　沈渡的眉头动了一下。简安，不是简晴。
　　“报警的人是谁？”江余问。
　　“他说他叫‘老狗’，是当年在栖心疗养中心干活的临时工。他说他只跟办案的警察谈，而且要快——因为他觉得有人在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