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年的落跑（近代现代）——卦俞子

　　沈临洲从厨房探出头来，看到母亲，手里的锅铲滑了一下，差点掉在地上。“妈？你怎么来了？”
　　沈母走进来，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你大伯跟我说了，他去你店里的事了。”
　　沈临洲从厨房走出来，在她对面坐下。“他怎么说的？”
　　“他说你找了个不错的人。”沈母看着沈临洲，又看了看江屿，眼眶更红了。“他说你为了那个人，连沈家都不要了。他说你是个傻子。”她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哽咽。“但他说，傻子比聪明人幸福。”
　　沈临洲看着母亲，看到她头发上还没化完的雪珠，看到她大衣肩膀处那片湿痕，看到她红红的眼眶和忍着不哭的表情。
　　“妈，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让你担心了。”
　　沈母摇了摇头。“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你了。”她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但没有擦，就那样让眼泪流着。“你爸说你想回就回，不用管他。”她看着沈临洲的眼睛，“临洲，妈不是来劝你回去的。妈就是来看看你。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沈临洲伸出手越过桌面，握住了母亲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冰凉的，和他记忆中那双温暖的手不一样了——时间让所有人都变了，让她的手变凉，让她的头发变白，让她的眼眶变红。
　　“我过得很好，妈。”
　　沈母点了点头，又看了看江屿。“小江，你也过来。”
　　江屿走过来，在沈临洲旁边坐下。沈母看着他们两个人，并排坐在一起，穿着同款不同色的毛衣——她寄来的那两件——手上戴着同款不同色的戒指，银的和金的，四枚挨在一起。
　　“你们好好的，”她说，“妈就放心了。”
　　那天晚上，沈母在店里吃了晚饭。沈临洲做了她爱吃的清蒸鲈鱼，还有新学的酸菜鱼。她吃得很慢，每吃一口就说一句“好吃”，也不知道是真的好吃还是因为是她儿子做的。吃完以后她帮忙收拾碗筷，江屿说“阿姨我来”，她说“不用，你们忙”，就端着碗筷进了厨房。沈临洲跟进去，看到母亲站在水槽前，弯着腰，正在洗碗。她的背影很瘦，肩膀窄窄的，头发花白，水龙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住了她的吸鼻子的声音。
　　“妈。”沈临洲走过去，从她手里拿过碗，放在一边。他把母亲转过来，看到她满脸都是泪水——不是无声无息的那种，是有声音的。
　　“临洲，”她说，“妈就是想你。就是想看看你。没别的。”
　　沈临洲伸手抱住他母亲。她比他记忆中矮了很多，瘦了很多，肩膀窄窄的，靠在他怀里像一只疲惫的鸟。她哭得很厉害，肩膀一抖一抖的，泪水打湿了他的毛衣。
　　“妈，我下个月回去看你。”
　　“你说真的？”
　　“真的。”
　　沈母从他怀里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笑了。“好，妈给你做红烧肉。”
　　沈母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还在下，不大，细细碎碎的，在路灯的光里旋转、飘落。沈临洲站在门口看着母亲上了车，车子慢慢开远，尾灯在雪中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最后消失在街道转角处。
　　江屿走出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个方向。“走了？”“嗯。”“她哭了吗？”“哭了。”“你呢？”沈临洲偏头看着他，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很清楚——没有哭，但眼眶是红的，鼻尖也是红的，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说不清是笑还是别的什么。
　　“没有，我是男的，男的不能哭。”
　　江屿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四枚戒指在路灯下泛着交叠的光，银的柔和金的温暖，挨在一起。“男的也能哭。”
　　沈临洲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江屿的手。
　　他们站在店门口，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看着路灯下那片橘黄色的光。后巷传来橘子的一声轻叫，大概是在梦里翻了个身，或者梦到了什么好吃的。风铃响了，是风，十二月的风。
　　那年的除夕，“屿洲”没有营业。门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除夕休息，初六开业。祝大家新年快乐。”纸条是江屿写的，字迹端正，一笔一划。
　　他们回了沈临洲的老家。沈母做了一大桌子菜，沈父开了瓶珍藏多年的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给沈临洲倒了一杯，看了看江屿，又给他倒了一杯。
　　“能喝吗？”沈父问。
　　“能喝一点。”江屿说。
　　“那就喝一点。”
　　三个人碰了杯，白酒辣辣的，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江屿咳嗽了两声，沈临洲递给他一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继续咳嗽。沈母在旁边笑了，“不会喝就别喝，喝坏了胃。”江屿摇了摇头，“没事阿姨，叔叔敬的酒，得喝。”
　　沈父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大概算是一个笑容。
　　窗外有烟花，一朵一朵的，在夜空中炸开，红的绿的紫的，把天空染成花花绿绿的颜色。电视里播着春晚，声音开得很大，笑声、掌声、音乐声混在一起，热闹得让人头疼。沈母在厨房里忙活，沈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江屿和沈临洲站在阳台上看烟花。
　　“沈临洲。”
　　“嗯。”
　　“明年除夕，我们在哪里过？”
　　沈临洲想了想。“在新店过。你切菜，我炒菜。爸和妈来，坐在靠窗的位置。吃完饭我们去阳台上看烟花。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冷了就进屋，进屋继续吃。”
　　江屿看着他，烟花的彩色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忽明忽暗，但嘴角那个弧度是确定的，从来都是确定的。
　　“好，”江屿说，“在新店过。”
　　那天晚上，沈临洲在手机备忘录里写道：“今年除夕在新店过。明年也在新店过。后年也在，大后年也在。年年都在。只要他在，我就在。只要我在，店就在。只要店在，年就在。”他看了这行字很久，然后锁了屏幕。江屿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手还握着他的手，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松开。四枚戒指在月光下泛着交叠的光，银的柔和金的温暖，挨在一起，像四个靠在一起的、永远不会分开的句号。
　　窗外的烟花还在放，一朵接一朵，把夜空照得忽明忽暗。沈临洲看着那些烟花，忽然想起八年前那个暴雨天。他想起自己把伞递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想起那个人在车棚里看着他的眼神，想起自己转身跑进雨里时雨水打在脸上的感觉。那时候他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不知道那个人会用八年走到他面前，不知道那个人会和他一起开一家叫“屿洲”的店，不知道那个人会和他一起过一辈子的除夕。那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做了一件对的事。他把伞递了出去。


第41章 来处
　　初六那天，“屿洲”正常开门。红纸揭下来，露出底下那块深色木头的招牌——“屿洲”两个字在晨光中安静地立着，像两个沉默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可以说话的时刻。江屿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招牌，看了几秒，转身推门进去。风铃响了，声音很沉很厚，在空荡荡的店堂里回荡。
　　沈临洲在厨房里熬汤，骨头汤的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混着葱花爆香的味道，是所有人记忆中的、属于“屿洲”的味道。江屿系上那条粉蓝色的围裙，开始擦桌子。新年第一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原木色的桌面上，落在他的手指上，落在那两枚挨在一起的戒指上。银的金的，一旧一新，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一样，和以后每一年都一样。
　　门被推开了。不是客人，是一个老人，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很厉害，走路需要拄拐杖。她慢慢地走进来，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每一根都亮晶晶的。江屿认出了她——是那个爱吃青椒肉丝的老人，说她儿子做的也是这个味道的那个。他走过去，把菜单递给她。她没有看菜单，而是看着墙上那面照片墙，目光从一张移到另一张，最后落在最下面一排那幅画上——两个歪歪扭扭的人，高个子的拿着锅铲，矮个子的拿着菜刀，中间画着一颗红色的心。她看了很久，久到江屿以为她忘记了要点菜。
　　“还是青椒肉丝？”江屿问。
　　老人回过神来，看着他，笑了。“对，还是青椒肉丝。”
　　沈临洲在厨房里做青椒肉丝的时候，和每一次一样认真——肉切得细，青椒切得薄，勾芡的薄厚刚好，汤汁滑口，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他做这道菜已经做了几百遍了，闭着眼睛都能做，但他每一次做都很认真，因为每一次吃这道菜的人，都有吃这道菜的理由。有的是为了吃饱，有的是为了解馋，有的是为了找一个很久以前的味道。
　　老人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嚼到青椒和肉丝在嘴里化成了泥，才慢慢咽下去。她没有哭，只是安静地吃着，一口一口的，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吃完以后她在收银台上放了一张五十块钱，江屿说多了，她说“剩下的给小费，给那个炒菜的年轻人”。然后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了，背影在法国梧桐的树荫下一晃一晃的，消失在街道转角处。
　　江屿把那五十块钱收进抽屉里，和那些纸条、糖纸、画、五十块钱放在一起。抽屉已经快满了，塞得满满当当，全是时间留下的痕迹。他关上抽屉，转身走进厨房。
　　下午，店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林远。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瘦了一些，也憔悴了一些，但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不太正经但很真诚的光。
　　“新年好。”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一个大袋子放在桌上，“给你们的，新年礼物。”
　　江屿打开袋子，里面是两本厚厚的相册——不是买的，是自己做的。封面是深蓝色的，贴着一张照片，拍的是“屿洲”的招牌，深色的木头，浅色的字，楷体，横平竖直。翻开第一页，是“屿洲”开业第一天的照片——三张桌子，白墙，水泥地，沈临洲站在厨房门口，江屿站在收银台后面，两个人隔着整个店堂对视，表情都有点紧张，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又不太确定能不能做好的事。往后翻，是他们在出租屋里的日常，沈临洲系着那条粉蓝色卡通围裙在厨房里炒菜，江屿靠在门框上看他，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是他们在旧店里的第一个跨年夜，沈临洲做了一桌子菜，江屿在吃鱼，被鱼刺卡了一下，瞪了沈临洲一眼。是他们在新店开业那天，沈临洲站在门口被鞭炮烟呛得直咳嗽，江屿递给他一杯水。是他们在公园里的那张合照，站在法国梧桐下面，阳光很好，两个人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是他们在雪地里牵手的那张，路灯的光落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是他挂在墙上的那幅画，两个歪歪扭扭的人，中间一颗红色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