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海寻踪地图（近代现代）——第零片树叶

　　“怎么了？”斯特拉举起她沾满番茄酱汁的粉色小叉子。
　　“没有什么。”父亲把她应付了过去。但是，随即，我听见他附在母亲耳边轻声道：
　　“这太疯狂了。”
　　我看到的漂亮的黑色，是存放过阿尔多·莫罗的尸体、沾满血迹的汽车后备箱。
　　之后几天，子弹飞上餐桌或课桌的图景在我脑海里反复。我在笔记本上用铅笔涂鸦，画着血液那温软、破碎、不均的质感，铅笔屑在纸张上碎肉般磨散开来。那年我十二岁，不能进行体育活动，也没有感兴趣的女生，对街坊和学校里的八卦一无所知，整天坐在桌前拿着铅笔，画那些过几天后自己都看不懂的画，被填满的草稿本在桌洞里堆起厚厚一摞。下一周，班里最受欢迎也最有钱的男生斯蒂芬诺过生日，他请了全班人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一封请柬也放到我的桌面上。是的，读者，我在学校里没有受排挤，因为没有人想被指责为“排挤白化病人”，所以尽管没有朋友，许多时候我还是能收到集体活动的邀请；我胡乱找个借口，说那天正好也是我外祖母的生日，回绝了斯蒂芬诺，明显感到他松了口气，因为不用被迫应付一个不喜欢的人。但是，生日当天的大阵仗还是惊动了母亲，第二天一回家，她就问我为什么没去参加聚会。我当时正在写作业，顺口告诉她，我收到了请柬，但是不想去。
　　她蛮不高兴地站在我房间门口：“你为什么不去？不只是斯蒂芬诺，我从来没见过你和朋友一起玩。”
　　“因为我长成这样。”我说，“没人愿意和我玩。”
　　她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别傻了。和人交往又不是只看外表。”但我知道她也没办法。我在作业本侧边用铅笔胡乱涂着，不小心涂得太黑了，橡皮擦不干净，只好把那一页整个撕了重写。
　　第二天就又有恐怖袭击。我坐在座位上，听同学在课桌之间，抱着与父母相似的语气谈论这些事，说着红色旅、情报局、极左和极右派，说着之前就在米兰发生的警察总署爆炸案，我忽然明白过来，在此之前甚至不知道自己不明白，这些事情原来真的和我有关，原来世界真的能以一种既非观看亦非幻想的模式，与我产生互动。子弹不一定会飞进房子或学校，虽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此，但我认识的谁的表哥，谁许久没回来的邻居，哪位老师家上大学的女儿，此时真的就在某间房子里，无论在米兰、罗马、都灵还是热那亚，与别人一起策划着又一场行动，或者即将成为下一场行动的受害人。
　　接下来好几天，我写完作业后就泡在书房里，将母亲审稿时拿来参考的那些书籍一本本读下去。起初看不懂，句子仿佛只是一些单词在语法规律下的机械拼合，但它们不知为何吸引着我的视线和思想，直到双眼酸痛都不肯放下，而因此，从某个瞬间起，一切豁然开朗。我明白了同学讨论的每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甚至理解了更多他们没提及的名词；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有源源不断的恐怖袭击，以及这种局面为何永远不会真正结束，为何和平注定是局部的短暂的，而我们随时可能被席卷入下一场风暴；我更彻底地明白了这一切和自己有关，关乎母亲运营的杂志社，关乎父亲工作的银行，关乎他们每月获得的工资，因此也关乎我的太阳镜和斯特拉的连衣裙，还有我们餐盘里的面条、香肠与蔬菜，甚至它也确实关乎我们的性命，死亡的阴影注定时时刻刻笼罩，不论出生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不论这场战斗究竟是谁胜利。但这些都是我事后整理出来的东西，当时相较于“理解的内容”，在我记忆里更鲜明的是“‘理解了’的感觉”：想法如同爆炸一般扩散开来，然后垮塌、清除、连接、重组，全都在一瞬间，而我只是继续在放大镜里读着那些文字，每多读一段，就多清理开一片场地，或者让我忍不住想要高喊——这是对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难以遏制在体内涌动的不安和狂喜，一夜未眠，第二天，带着被“清理”一新的思想来到学校。课间，斯蒂芬诺周边依旧聚集了一群男孩子，他向来是这类话题的发起者，在中间对政治形势高谈阔论，仿佛自己下一秒就要加入内阁议会似的；而旁边也总有几位“议员”，在叽叽喳喳地支持或反对，我听着又烦躁又骄傲，想他们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本质。我走过去，在人群外围停住，他们诧异地朝我看了一眼，又继续自己的讨论。趁着某个停顿，我抓住机会开了口，一鼓作气，说出我的见解：
　　“现在会这样都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所以就打起来了，但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左翼和右翼都一样。因此在所有人都满意之前战斗不会结束，哪怕美国和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也不会结束，我们要一直这么活着。”
　　男孩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我靠近旁边的空课桌，白光灯像细针刺着双眼。甚至不用他们的眼神，我比谁都率先感到自己搞砸了，昨晚那番酣畅淋漓的涤荡，不知怎么，一旦从口中说出，就成了这般混乱而平庸的言辞。但他们应该能懂，我以为整日讨论这些的他们能多少懂得一些，可是一双双眼睛让我终于明白，这番话只引起了他们的困惑乃至反感。一片沉默中，斯蒂芬诺给了我面子，他问：“你说明白一点。这与美国和苏联有什么关系？”
　　“因为……美国是右翼而苏联是左翼……”读者，时到如今我也难以解释，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到那种“连接”，我确信自己“知道”答案，但搜寻起来，只有一片孤零零的见解悬浮着，成了唯一可见的东西，其余所有可用于解释的记忆、逻辑，全都不知何时隐没进了黑暗。一整个庞大的“知觉”堵在脑海，化不成半个有效的单词。
　　有几个男孩开始笑了。斯蒂芬诺带回了话题，他们默契地把我扔在一旁，继续先前的讨论。我低着头，不敢从桌前离开，怕会显得像是落荒而逃，当时我已经确信，昨晚的顿悟是一场幻觉，实际上我依旧什么都不懂，只是背下了书上不知哪里出现的一些结论。接下来直到小学毕业的两个月，我课间不敢呆在教室，怕听见他们讨论的声音，也不敢再看课外书，只是蹲在走廊的储物柜后面，双手抵着墙，将草稿本一页一页用铅笔涂得漆黑。
　　对政治失去兴趣后，我越来越长久地凝视着色块。那些形状，质地，边缘，有的仿佛微风擦过面颊，有的仿佛吞下一团黏滑沉重的肉，我走遍了米兰的美术馆，用视觉触碰每一件艺术品。彩色的画面与现实太接近，过于嘈杂，我最钟爱的还是黑色，自己在草稿本上涂鸦时，也还是只使用铅笔：那静止、浓厚的虚空，放置在最纯粹的被观看的位置，没有任何将视线回返给我的可能。
　　但世界依旧独立于我转动着，在我上初中的前两年，袭击事件愈发频繁。我初中二年级的暑假，十一岁的斯特拉正被母亲带着，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冰淇淋，忽然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声，吓得在店里躲了许久，回家后依旧心有余悸。晚饭时父母再次谈起这些，斯特拉如今长大了点，没有像以往一样大吵大叫，反而突然一本正经地说：“但是我支持左翼。我觉得让工人更有钱是对的。”
　　父母看看她，又看看我，对彼此做着表示疑惑的手势，我也看着她。“你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东西？”母亲先发问了，“小孩子别急着讨论这些。”
　　“班里的同学都在说。我和安娜还有罗蕾塔的观点都一样，多数人也都和我们一样，但莱昂纳多是右派，因为他爸爸是开服装厂的，如果工人的工资多了，他们赚的钱就少了，朱丽娅也说自己是右派，但她的父母都是教授；还有达尼埃莱，他说自己哪边都不是，但我们都知道他就是想特立独行。反正，现在我们都不和他们玩了……”在自己反应过来前，我率先开口打断了她：“这根本没有意义。”
　　“这怎么没有意义？这是工人的生活，还有国家的发展……”我又打断了她：“但是小学生的观点没有用。”
　　“你只比我大三岁！”斯特拉尖叫起来，“我长大后一定会有用的，不像你一直这么冷漠……”不知为何，我也在一瞬间怒火中烧。她简单的立场，她对自己看法的表达，她清晰锚定盟友与敌人的能力，全都让我嫉妒得发狂。斯特拉盘子里有一块吃剩的火腿，我挥起叉子，把它挑了起来：“比如说这个！既然你那么关注工人待遇，那我们怎么知道，卖火腿的店里有没有好好对待工人？生产火腿的工厂呢？屠宰场和养殖场呢？就算工人的待遇变好了，老板不还是比他们更有钱吗？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无穷无尽的恐怖袭击，永远都不会结束……”在说出口之前，这些观念似乎从未来到过我的脑海中，但说着说着，我一边又在设想她将如何反驳，而我又将如何开启下一轮；不料，斯特拉看着那块火腿，支支吾吾，最后哇一声大哭起来，将叉子扔回餐盘里：“我不吃了！”
　　母亲去哄她，父亲怒视着我，把那半块火腿从叉子上摔下来。
　　“真是讨厌！以后在家不许讨论这个！！”他宣布道，大家也全都没了胃口，各自回房间去。我躺在床上，全无胜利的喜悦，仿佛被那些在脑海中冒出的东西所吓倒，我意识到自己十二岁那年，在小学同学面前想说的原来就是这些，对生活不稳定性的笃信，以及由此引发的剧烈不安。朋友会变成敌人，抗争会变成杀戮，进步将堕落向疯狂，身下的地板和床铺随时可能倾覆，没有任何事物值得追求，因为没有任何方式，能够确保我们将拥有所求之物而永远不失去。读者，你或许会找出许多理由来反驳我，你会说这是一种犬儒主义或虚无主义或别的什么，我当时确实已经读了不少哲学，我自己都能想出理由来反驳自己，但我怎样也无法说服自己放下这种不安，去假装一切终将向好，去加入那些拒绝我又被我所拒绝的人群。我正躺着发呆，斯特拉走了进来，脸上泪痕未干，却又踏起了那种在父母宠溺下颐指气使的脚步，站到床前来：“妈妈说你该向我道歉。”
　　“好吧。”我随口说，“对不起。”
　　她在床沿坐下了，抱着自己的小狗玩偶。“但你说的那些是真的吗？袭击永远不会结束……”说着话又带上了哭腔，我坐起来，看她睡衣上繁琐的花边褶皱：“是真的。”
　　“可我不要……今天我真的吓死了，在冰淇淋店里听见有人在开枪，我想到我和妈妈如果死在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你们……”她抱着玩偶抹起眼泪，我把脑袋靠在床头，房内陈设被哭声浸泡成湿软的、海绵般的质感。“没关系。”我说，好像也才是第一次想到这些，“在米兰会结束的，至少会暂停。我也会保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