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时情人（近代现代）——落鳍

　　我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令她接受现实，先不说是要手术还是放疗。
　　可母亲却突然张口：“不要，我不要。”
　　她说完自己也愣了几秒，像是无意识的反应，未经大脑仔细处理，脱口而出。母亲复又解释：“我挺好的，不用住院，我们回家吧。”
　　她平时很好说话，可不知怎的这会儿却犟得要命，令我想起美清姨的说辞：“你妈可比我犟多了，你是没见过。”
　　我一时无言，也不能多说其他。护士过来检查了体征指标，将报告交给我，交代到神经外科办住院。
　　母亲牵着我的手，说她想回家，其他起码等到明天再说。
　　回去路上我们一路沉默，母亲似乎不想提起，跟我装傻充愣。
　　我只好作那坏人，率先打破沉默，告诉她：“爸今晚就回来，我们商量商量。”
　　母亲扭头问我：“商量什么？”
　　我不忍直接说出真相，今天那位年轻医生的说辞只是坚定了我的想法，要劝她做手术，否则一直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母亲大概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没再说话。
　　高架桥上车流拥堵，前面许是发生了车祸，半晌都没动静。我覆上母亲的手，抚摸她那略显粗糙的肌肤纹路，“妈...”
　　她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呼吸都变得沉重。
　　我调整语气跟她商量：“年后我们看看，找个靠谱的医生，把手术做了，你觉得怎么样？”
　　母亲手心一抖，我感觉得到，她在害怕。
　　于是我更用力地握紧，劝她说：“您还年轻，医生说恢复起来不会那么吃力。等着好了，您和我爸还可以去美国找我，咱不是说好还要去夏威夷、阿拉斯加、还有很多地方玩吗？您得有个好身体才能付诸实践，是不是？”
　　母亲没对我的问题加以回应，只是呆呆望着窗外。此时前面的车流开始挪动，我松开她的手，重新扶上方向盘。
　　凝重气氛在车厢内挥之不去，我也不知如何倾诉这一刻我的恐惧：我当然也不想让她手术，不想承受失去她的风险，不想她受罪。可这些话说出口并不能改变母亲抗拒手术的现实，更会让她有所负担。
　　我将车驶入小区大门，母亲突然开口：“晚上等你爸回来，咱开个家庭会议，举手表决。”
　　我们家的事大多奉行这个原则：意见不一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林华胜同志踏着八点的钟声进家门，见我俩正坐在沙发上，一副等他回来的样子。
　　他连衣服都没换，冒着被我妈骂的风险，坐下跟我一起。
　　我主持会议，通报今日情况：张美兰同志晕倒在西餐厅门口，被送往医院，值班医生建议尽早手术。
　　她提出异议：“那值班医生那么年轻，估计就是个实习生，他说的话哪有那些专家主任牢靠？”
　　我承认这是她的论据之一，站得住脚。可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环境远没有那么和谐，很多医生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是人之常情。加上母亲的情况手术难度大，不是每个医生都做的了、也接得住的，自然会有选择性的交代。
　　我跟她详细说明了这段时间探访各位专家、主任得到的说辞，以及查询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希望她能够有所触动。
　　母亲面色犹豫，迟疑不决。
　　一旁的父亲也没有说话，我知道，他俩都还抱着侥幸心理。
　　于是我蹲到沙发跟前，握住她的手：“妈...”张美兰同志抬头看我，眼中满是不安。我恳求她：“就当是为了我好不好？我还想让你多陪我几年，要是真如医生所说，这么下去情况恶化，想治都治不好，我怎么办？我爸怎么办？”
　　“...”
　　迎接这段质问的是长久的沉默，我看着母亲落泪，于心不忍，将她拢进怀里。
　　张美兰同志的身形很小，只有一米五多，便显得我这一米七八的个子分外高大，能将其包裹的严严实实。
　　她拍着我的后背，“都听你的，妈妈都听你的...”
　　眼下没有再进行举手表决的必要，林华胜说：“我也支持你妈做手术，咱要相信儿子，他肯定不会害你。”
　　这是我从他那听到的为数不多的肯定，特别是在我出柜之后，老林同志看我横竖左右不顺眼，恨不能将我赶出家门，难得有句好话。


第50章 
　　做了决定，我马不停蹄的开始决策医生。今天那位蒋医生给我的建议中有一位我曾去过他的门诊，那人四十出头，正是做手术的好时候。
　　那位医生的建议是手术治疗，排期需要等到两个月以后。我当时没有确定是否要做，也不确定是否选他来做，故而没有排队。如今想来有些后悔，不如当时先排上再说，哪怕后面不去也行。
　　我在网上搜索信息，关于那位巩姓医生的手术案例以及患者反馈，信息纷杂，提取不出太多有效言论。于是我又联系了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对方说：据他了解到的，那位巩主任手术很好，也马上要提科室主任，应该大有可为。
　　我稍稍放心下来，觉得自己大概没有选错人。
　　XX医院的资质在西南地区数一数二，神外科也在国内排前十，更让我坚定了选他做手术的决心。
　　年节过后我挂了他第一个工作日的号带着母亲前去问诊，这次医生说的相对具体，不像之前那样泛泛而谈。他说这个手术有风险性，也有失败的可能，让患者及家属考虑清楚。
　　母亲当即回复：“我们想好了，决定手术，给我排号吧。”
　　我没想到她答的那么干脆，让我惴惴不安的心绪多了一分平静。
　　问诊结束后助理医生带我们去办手续，先排上号，要等给我们打电话才能准备入院。
　　母亲问他：“要等多久呀？”
　　助理医生不确定，“快了一个月，慢了得两个月，这都说不准。”
　　母亲“哎呦”一声，“这哪等得了这么久？我儿子还要回学校上课呢，这不耽误事吗？”
　　对面尴尬笑笑，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床位紧张，到哪都一样。
　　我跟他赔不是，按住母亲的手，表示我们等着就是。
　　从医院出来张美兰同志意兴冲冲，抱怨说：“什么专家啊做个手术要等这么久！我还以为今天来了就住院，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我扶着她的肩膀安慰，“这不正好证明了人家业务能力强？大家都找他来做手术？”
　　母亲心想也是，没再说什么。她一边走着一边叹气，小声道：“那这样手术的时候你不都不在家了吗...只请了一个月的假，得回去上学呀...”
　　我当下骂人的心都有，不知她怎么想的，她做手术我能不在？学校的事，再请假就是。
　　回来路上张美兰同志念叨了一路，说她净给我添乱，这样好长时间都不去上学，导师该有意见了。
　　我心知自己不是做学术的料，原本读博也是想着有奖学金、有工资拿，算是一份工作，并不是多在意那个学位证，所以宽慰她：延毕的情况比比皆是，也不差我这一个。
　　在家等着被通知入院的日子颇为难熬，好事提不起兴致，坏事又多添一份忧愁。
　　元宵节过后母亲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可以准备入院了，过了这个周末，周一早上来办手续。
　　林华胜同志之前找了老同学搭关系，说会快点，看来是起了作用。
　　周末我们在家吃了几顿好的，林华胜同志下厨，都是母亲平日爱吃的菜。
　　医院病房紧张，神经外科没有单人病房，条件最好的也是双人房，母亲和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女性被安排在一起，那人就她自己，老伴不时来探望，没见过孩子。
　　张美兰同志跟我念叨，说这时候还是有个孩子好，跟在身边都安心许多。要不是我帮她忙活这些她断然不知道选哪个医生，也肯定不想手术。
　　她劝我要个孩子，不论以何种方式。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跳到这个想法，净说些不现实的话。我劝她：还是安心想眼前的事，那些不着边际的言论以后少说。
　　入院之后我每天朝五晚九的待在医院，陪她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个遍。母亲跟我抱怨：“这没病都得给查出病了，我这一个月做了多少次CT？那东西不是有辐射的吗？”
　　我宽慰她说不至于，总要检查清楚才能上手术台，这又不是儿戏。
　　在这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巧合，我在病房碰见蒋阔，就是那日在急诊建议我尽快手术的年轻医生，是巩主任的学生。他负责我妈妈的住院治疗，也会一同上手术台，是巩主任团队的成员之一。
　　我们在病房相遇，他冲我点了点头，像是欣慰我能听信他的医嘱。
　　我一时恍惚，回想这人在急诊说过的话，条分缕析、言之有物，倒是跟他的导师一脉相承。我希望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也希望母亲能够健康平安的走出这间病房，重新回到我身边。
　　住院后的第四天医生叫家属通知手术方案，没什么选择余地，从右侧太阳穴上方切一个刀口，将肿瘤取出，然后进行颅骨重塑、缝合。
　　我问医生：“缝合之后会留疤吗？能不能看得出来做过手术？”
　　张美兰同志跟我提起过，自己在网上看过整个开颅手术的图解视频，术后肯定不会跟术前完全一样，外表上能看得出来。
　　我见她颇为在意，于是想向医生求证。
　　医生向我摇了摇头，直言道：“你现在该关心的是你妈妈能不能活着从手术台上下来，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开颅手术肯定会造成一定损伤，侧面会缺失一块肌肉，看着跟左侧不太一样，不过那些都不打紧，如果介意再做个整形手术，都好解决。”
　　他向我重申，手术具有较高风险性，肿瘤所处位置神经集中、又有大血管穿行，家属要做好准备。
　　我跟他确认：“所以我妈...她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吧？”
　　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存有疑影，因为他们谁都不肯告诉我所谓的手术成功率有多少。如果那个数字是百分之八十、九十，我会放心许多，可若它只有百分之五十、六十，我会重新考虑这一选择的合理性。
　　医生向我保证，他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
　　我看着对面，一时接不上话。我该说什么？请你们一定救她？这样单薄的话语显得苍白而又无力。医生见我迟疑，给我指了另一条路：如果患者以及家属想要寻求更高的成功率，或许可以考虑更为精尖的医疗机构，比如北京天坛医院。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陷入沉思，举棋不定。
　　西南的医疗水平这里已是顶尖，可我妈的手术听来复杂，医生的话让我没有多少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