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时速（近代现代）——星眠枕月

　　客厅突然安静下来。烟花的响声从窗外传进来，闷闷的，被玻璃隔了一层，像隔了一个世界。
　　他站起来，把桌上的剩菜收了，碗洗了，灶台擦了，垃圾倒了。一切都做完之后，他站在客厅中间，看了一眼茶几上的干花。花瓣已经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和几颗干枯的绣球花头，灰褐色的，像一束枯萎的标本。
　　他拿起那个陶罐，把枯枝拔出来，用纸巾把罐子擦干净，放回了原处。空罐子立在茶几中间，像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
　　他站在茶几前看了那个空罐子几秒钟，然后转身回了次卧。
　　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地想那条消息——“吃了没？”“什么？”“就你一个人？”“早点睡。”
　　四句话。短短的，平平淡淡的，但每一句话都比之前所有的消息加起来还要长。
　　林时砚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但他觉得，这至少不是一个后退的信号。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窗外的烟花还在响，但越来越远了，越来越稀疏了，像一场正在散场的盛宴。他在那些渐渐远去的声音里闭上了眼睛，嘴角挂着一丝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
　　林时砚是被手机震醒的。不是消息，是电话。来电显示：沈丽华。
　　他接起来，舅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情绪复杂。有责备，有关切，还有一种他听了很多年的、那种“我说的都是为你好”的语气。
　　“时砚，你初二回来？”
　　“嗯，舅妈。”
　　电话那头沈丽华压低了声音，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大概是家里的亲戚来拜年了。“你在澜湾？……陆征呢？他跟不跟你一起回来？”
　　林时砚握着手机，靠坐在床头上。窗外的阳光已经很亮了，透过窗帘缝照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长长的、金黄色的光带。他看着那道光带，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直线：“他不来，他有事。”
　　“有事有事，什么事比走亲戚重要？”沈丽华的语气拔高了一点，然后又压下去了，像是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被亲戚们听到了不好，“行吧行吧，你一个人回来也行。你舅舅还说要见见陆征呢，这下又见不着了。”
　　“明年吧。”林时砚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明年”，好像他和陆征的关系会自动延续到明年、后年、大后年，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仔细想想，他和陆征之间没有任何一条线是牢固的，那根线细得像蛛丝，风一吹就断。
　　沈丽华又交代了几句，无非是“买车票了吗”“几点到”“要不要去接”，林时砚一一回答，然后挂了电话。
　　他坐在床上，没有马上起来。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显示沈丽华的名字下面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唐艺发来的，凌晨两点：“砚哥！新年快乐！看到没看到没！我今天在老家放了好多烟花！给你云线上看！”
　　下面附了一张照片，漆黑的天空里炸开一朵金色的烟花，拍得有点糊，但能看出来形状，像一棵发光的树。
　　林时砚看着那朵烟花，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
　　他想起来一件事。从小到大，他没有放过一次烟花。舅舅家过年不放炮，说浪费钱。后来他长大了，自己去过广场上看过几次免费的那种大型烟花秀，站在人群中间，仰着头，脖子酸了也不愿意低头，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那些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但在这几秒钟里，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抬头看，所有人都在说“哇”，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人。
　　但烟花放完了，人群散了，他就又变回一个人了。
　　他把唐艺发来的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存了下来。
　　大年初二，林时砚坐大巴回了舅舅家。
　　三个小时的车程，他靠着车窗，看着高速公路两边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光秃秃的山。冬天的田野是灰黄色的，收割后的稻茬整齐地排列在泥土里，像一排排安静的士兵。
　　舅舅家在县城边上，一栋自建的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林时砚到的时候快中午了，院子里停着好几辆电动自行车，亲戚们已经来了。
　　他推开院门的时候，沈丽华正在院子里跟几个女人聊天，看到他进来，声音拔高了八度：“时砚回来了！”
　　几个女人的目光同时转过来，落在他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林时砚知道这些目光是什么意思。他在陆家过得怎么样？穿得好不好？胖了还是瘦了？有没有变成“有钱人家的太太”？这些问题是不会有人当面问的，但目光会替她们问。
　　他穿了那件六十九块的黑色棉服。不是故意卖惨，是他真的没有别的厚外套。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袖口的线头被钩出来了，垂在手腕上，像一条细细的尾巴。
　　沈丽华的目光停在那根线头上，嘴角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笑着把他拉进屋里。
　　屋里的餐桌已经摆好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舅舅林建国坐在主位上，看到林时砚进来，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声音不大，但林时砚听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小心翼翼的感觉，舅舅在跟他客气。
　　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微微发涩。他在舅舅家住了十几年，舅舅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回来了就好”这种话。以前他不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因为他不会走。现在他搬出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尽管那个家更像一个地址），舅舅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用对待“客人”的方式对待他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亲戚们的聊天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他身上。
　　“时砚那个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二姨夹了一筷子菜，语气像是在聊今天的天气，但眼神很认真，“对方家里条件那么好，人家不嫌弃咱们？”
　　沈丽华的筷子在盘子里顿了一下。林建国的脸色沉了沉，但没有说话。
　　林时砚低着头，安静地吃着碗里的饭。他不擅长应付这种场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不嫌弃”是撒谎，说“嫌弃”是自取其辱。所以他选择不说话。
　　二姨没有得到回应，也不尴尬，自顾自地往下说：“我听你舅妈说，陆家那个小孩是赛车手？那种工作多危险啊，万一出个事……”
　　“二姐。”林建国终于出声了，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硬，“吃菜。”
　　二姨张了张嘴，看了看林建国的脸色，识趣地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端起酒杯跟旁边的人聊别的去了。
　　林时砚把碗里的饭吃完了，站起来收碗。沈丽华说“你放着，我来”，他说“没事，我来”。他把碗收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水很凉，凉得手指发僵，他把水温调高了一点，热水冲在冻僵的皮肤上，先是一阵刺痛，然后慢慢变成了暖意。
　　沈丽华跟了进来，站在他身后，欲言又止了几次，终于开了口：“时砚，你别听你二姨瞎说。”
　　“我知道。”林时砚低着头洗碗。
　　“你跟陆征……到底怎么样？”沈丽华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他对你好不好？”
　　这是林时砚最怕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长了，长到不知道怎么概括。陆征对他好不好？这个问题不能用“好”或“不好”来回答。陆征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没有摔过他的东西，没有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伤害过他。从这个角度说，陆征比这个世界上很多丈夫都要“好”。
　　但陆征也没有对他“好”过。没有关心过他吃没吃饭，没有问过他冷不冷，没有在他等了一整天之后说一句“辛苦了”。他们之间最大的善意，就是彼此不打扰。
　　“还行。”林时砚说。
　　沈丽华看着他的背影，肩膀窄窄的，棉服的肩线已经洗变形了，往下塌着，显得他的肩更窄了。她说了一句让林时砚洗碗的手停下来好几秒的话。
　　“时砚，你要是过得不开心，就回来。舅妈虽然嘴上不饶人，但这个家永远有你的地方。”
　　林时砚低着头，水龙头的水还在哗哗地流。他盯着水槽里那些浮动的泡沫，看了很久。他没有回头，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有点哑。
　　“舅妈，水凉了。”
　　沈丽华没再说话，转身出去了。
　　厨房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把最后一个碗从水里捞出来，放在沥水架上，关掉水龙头。水声消失之后，房间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像一个老旧的摆钟，提醒你还活着，仅此而已。
　　他用围裙擦了擦手，站在厨房的窗户前，看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冬天的枇杷树叶子还是绿的，厚厚的，油亮亮的，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鲜亮。树下停着一辆小孩的玩具车，红色的，塑料的，大概是哪个亲戚的小孩带来的。
　　林时砚看着那辆玩具车，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他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也想要一辆这样的玩具车。他在商场的玩具柜台前站了很久，眼睛盯着那辆红色的、可以坐进去开的小车，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因为他知道不会有人给他买。后来他每次路过那个柜台都会去看一眼，直到有一天那辆车不见了，被别人买走了。他站在空荡荡的柜台前，没有哭，没有闹，转身走了。
　　后来他再也没有想过要一辆玩具车。
　　不是不想要了，而是学会了不想。
　　他现在跟那时候一样。他学会了不想陆征，不想“如果”“万一”“也许”，不想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学会了自己做饭，自己过节，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他学会了跟自己相处。这是他这辈子学得最成功的一件事，也是最失败的一件事，因为他不应该这么擅长孤单。
　　下午三点，林时砚坐大巴回了市里。沈丽华给他装了一袋子年货——腊肉、香肠、自家做的辣酱，还有一个保温袋，里面是早上刚包的饺子。她说“带回去放冰箱，想吃的时候煮一煮就行”，林时砚接了，说了谢谢。
　　大巴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半小时，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转公交车回到澜湾，刷卡进小区的时候保安喊了他一声：“林先生，新年好！有你的快递！”
　　他签收了，盒子不大，抱在手里有点沉。他上了楼，拆开，是一个电饭煲。新的，还是某个名牌，价格应该在四位数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