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后拥有空间的我快乐了（穿越重生）——山月妙筏

　　基金会越做越大，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林芝和晏城每年出去一两趟，不是去捐建新学校，是去看看那些已经建好的学校。看看孩子们长高了没有，看看课桌椅坏了没有，看看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还完不完整。孙大勇退休后也跟着跑了几趟，反正他闲不住，在家待几天就浑身不自在。小李说他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孙大勇不承认，说自己也会做家务，昨天还洗了碗。小李说你把碗打碎了俩，孙大勇不吭声了。
　　有一次他们路过贵州那所学校，当年的校长已经退休了。他站在校门口等他们，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老远就喊林总、晏总、孙总。孙大勇笑着说还是叫大勇吧。老校长带他们去看了操场边新种的树，说是上一届毕业生种的。种了一排银杏，秋天叶子金黄。晏城站在银杏树下，仰头看了看，没说话。林芝问他要不要种一棵枣树，晏城说枣树在松岭就够了。
　　那天傍晚，三个人在学校门口的小馆子里吃了一顿饭。孙大勇又喝多了，红着脸说贵州的茅台好喝，林芝说那是习水大曲，不是茅台。孙大勇说都一样，都是酒。
　　刘建芳在大理的民宿开得越来越红火。她每年接待不少客人，有的从北京来，有的从上海来，有的从国外来。客人不知道她以前是做旗袍的，只知道这个老板娘话不多，但做菜好吃。店里的墙上挂着李树生和王凤娟的合影，老照片，黑白，边角发黄。那是林芝翻拍的，专门送了她一幅。客人问她照片上是谁，她说爸妈。客人说您爸妈真精神，她没纠正。
　　每年她会在松岭小学基金会捐一笔钱，不多不少，够一个孩子读到大学。林芝说不用每年捐，她说习惯了。她把那些孩子的来信一封一封收在抽屉里，和李树生刻的那朵玉兰花放在一起，用牛皮纸信封封好。信上有的字歪歪扭扭，有的句子不通顺，但每封她都看。看完折好装回去，信封上什么也不写。
　　有一年一个受资助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来信说想见她。刘建芳去了那个孩子的老家，在四川乡下坐了八个小时的火车、两个小时的中巴、又搭了一位老乡的摩托才到。孩子站在村口等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手里攥着一把野花。刘建芳接过花，没哭，把花插在民宿大堂的老陶罐里，过了好一阵花瓣全蔫了也没扔。后来那片花瓣夹在她床头一本闲书里，又干又脆，手一碰就碎。
　　松岭中学办了几十年。晏阳站在校门口，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进进出出，头发从黑变灰，从灰变白。教学楼翻新了好几回，操场也换了好几次塑胶跑道，只有校名石上的字还是他自己写的，瘦金体，骨力清劲，一笔都没补过。
　　林芝有时路过学校，会停一下，隔着铁栅栏往里看一眼。晏阳在操场上，跟一个年轻老师说话。他瘦了，背也驼了，但站在那里，腰板还是直的。林芝不走进去，看一眼就走。晏城问他怎么不进去，林芝说没什么事，晏城看了一眼晏阳，也没再问了。
　　晏阳至今未婚，住在学校旁边的教工宿舍里。客厅不大，书从地板摞到天花板，都是教育类、文学类，还有一些学生送的毕业纪念册。他每天早上去学校，晚上回宿舍，周末就去图书馆翻期刊。逢年过节，学生会来看他。有时候是刚毕业的，有时候是毕业多年的。他们带着孩子来，喊他“晏校长”。孩子喊他“爷爷”。他应着，从抽屉里拿出糖果，每个孩子分两颗。糖果是楼下小卖部称的散装硬糖，什锦口味，年年不重样。他叫不出每种糖的名字，但知道哪个味儿甜。孩子们走的时候，他会送到楼下，站在单元门口，目送他们走远。
　　林芝和晏城去漠河看雪，是孙大勇撺掇的。孙大勇说你们走了那么多地方，都是往南，往北也去去。林芝问晏城去不去，晏城说去。林芝说那地方零下三四十度，晏城说不让冻着。林芝又说你身体吃得消吗，晏城说试试。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林芝嫌远，晏城说不急。窗外的风景从绿到黄，从黄到白，站台越来越小，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车窗上结了霜，林芝在玻璃上写了一个“松”字。晏城看了一会儿，用手指在旁边加了一个岭字。两笔，写得很慢，车窗上洇出一层薄薄的水珠。
　　到了漠河，零下三十多度。晏城穿着最厚的棉袄，还是冷。林芝把在松岭时的狗皮帽子都翻出来了，帽子早就旧了，毛也塌了，但帽檐上还有当年晏城缝的针脚。他把帽子扣在晏城头上，晏城没摘，帽子把耳朵捂住了，捂得严严实实。
　　他们站在界碑旁边，看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江面冻得瓷实，雪没过脚踝。林芝怕晏城滑倒，扶着他，晏城说不用扶，林芝没松手。太阳很低，挂在树梢，光线软绵绵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淡而长，投在雪面上，像两棵老树的枝丫。
　　“晏城哥，你说这雪，跟松岭的像不像？”
　　晏城蹲下去，抓了一把雪。手套太厚，攥不住，雪从指缝漏下去，落在鞋面上。他没再抓，站起来说松岭的风比这儿硬。那年冬天你刚来松岭，穿着单鞋，脚冻得走不动路。林芝愣了一下说你还记得。晏城没接话。他摘下一只手套，把手伸进军大衣兜里，在里面摸索了一阵，然后把林芝的手牵了过去。两个人的手指头在衣兜里慢慢交握，谁也不说话。
　　漠河那趟回来以后，林芝觉得差不多了。地方走过了，雪看够了，人也累了。陈小明打电话来问要不要再去海南，林芝说不去了。陈小明说那边暖和，林芝说暖和也不去了。晏城在旁边听见了，没吭声。林芝挂了电话，问他你想去就去，晏城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那年底，林芝把那盏煤油灯从储物间找了出来。灯座落了灰，他用软布擦干净，又擦了一遍。灯罩没碎，灯芯已经烧没了，只剩下铁皮灯座和玻璃灯罩。他试着拧了拧开关，旋钮和铁皮锈在一起拧不动。晏城拿过去，用机油润了几分钟，旋钮转开了，铁皮的锈迹也没擦干净，他不再费那个功夫了。
　　他们没再点灯。林芝把灯放在阳台的茶几上，和那两棵枣树并排放着。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煤油灯在阳台上一放好多年。铁皮上的锈迹在深圳的潮气里蔓延开，遮住了当年他轻手涂上去的那层薄薄的防锈油。


第114章 回
　　从漠河回来以后，林芝在阳台上摆了一把新椅子，放在晏城那把旧椅子旁边。两把椅子并排，朝着深圳湾的方向。每天傍晚，他们坐在那里，看太阳落下去，看灯亮起来。晏城的话越来越少，林芝也是。但两个人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风吹过来，枣树叶哗哗响，像是有人在说话。
　　贵州那所学校的银杏树长得老高了。孙大勇去看了，站在树下拍了张照片发过来。照片里他穿着件旧棉袄，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直，对着镜头竖大拇指。小李在底下评论说他又胖了，孙大勇回了个翻白眼的表情。林芝看着那张照片笑了，晏城凑过来看了一眼，说还行。
　　孙小勇的闺女考上了大学，去了北京。孙大勇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孙女，考上北京了。人家问哪个大学，他说北京体育大学。人家说那是好学校，他说那当然。孙小勇在边上说是考上了，以后出来当体育老师。孙大勇说体育老师也是老师。孙小勇没跟他争，给他倒了杯茶。
　　周念恩和林晓还在成都，房子换了更大的，四室两厅。张秀英每年去住几个月，帮他们做饭、收拾屋子。周建军退休后也跟过去了，白天在小区花园里下棋，傍晚去幼儿园接孙子。有一次林芝给他打电话，问他接孙子是啥感觉，周建军想了想，说腿酸。
　　张秀英在厨房里喊了一声，电话那头模模糊糊听不真切。周建军应了一声，匆匆说了句你保重，就把电话挂了。林芝握着手机听了一会儿忙音，才把手机放下。
　　刘建芳在大理的民宿扩大了。她把隔壁的院子也租了下来，打通，做成书吧和茶室。生意更好。客人来自天南海北，有的走的时候说刘姐我下次还来，有的说刘姐我介绍朋友来。她淡淡笑着，说不谢。每年春天她会回深圳一趟，给王凤娟和李树生上坟，给林芝和晏城带一箱自己晒的玫瑰花茶。花瓣是大理院子里种的，开得正盛时摘下来，铺在竹匾上，在大理的日光下慢慢晾干。玫瑰的香味冲得很。
　　“建芳，你一个人，不孤单？”林芝有一次问她。她正在泡花茶，头也没抬说不孤单。林芝没再问。她把茶端给他，说这里有院子，有花，有书，有客人，够了。
　　松岭中学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晏阳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拖着行李箱往外走，有的大包小包，有的轻装简行。他们跟他招手喊晏校长再见，他微微点头，说路上小心，到了报平安。人群散尽后他一个人站了很久，转身慢慢走回校园里去。银杏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金黄色铺满了整条校道。
　　班主任递来一份请假条，说一个学生家里实在供不起了，下学期可能不来了。晏阳拿着那张纸去了一趟那个学生老家。山路不好走，班车换小巴，小巴换摩的，最后一段全靠步行。他站在一间漏雨的土坯房里，把下学期的学费和杂费都给付了。他走的时候学生的母亲追出来，手里塞给他一塑料袋鸡蛋，硬邦邦的，还带着母鸡的体温。他说不用，学生母亲说您路上吃。鸡蛋他一个没吃，带回深圳煮了，壳上磕出细纹，蛋黄的成色很足。
　　林芝后来听说了，什么也没说。他给基金会打了一笔钱，指定用来资助松岭中学的贫困生。晏阳知道后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声音很小：“林芝哥，够了。我也能动。”林芝说知道你能动。两个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阵，晏阳先挂了。
　　那几年林芝和晏城又去了几个地方。不赶时间，不急着走路。有时开车，有时坐火车，有时坐飞机。晏城的腰越来越不行了，坐久了站不起来。林芝每次扶他，他都推开说不用，推了几次林芝还是扶。久而久之晏城也不推了，由他扶着。
　　每到一个地方，林芝会找当地的邮局，寄一张明信片回深圳。收件人写的是松岭大厦顶层，地址栏写着自己的名字。每张片子背后都只有日期和地名，没有一句正文。晏城在边上等他，把邮票贴端正，交给柜台。柜员问还寄别的吗，林芝说不寄了，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补寄给晏阳，地址是松岭中学。晏阳后来把那些明信片收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张也没丢。
　　甘肃那所学校的操场铺了塑胶跑道后，孩子们上体育课再也不用担心摔破膝盖。校长打电话来说，有个学生跑得快，被省体校选中了，是跑道太好的缘故。晏城说不是跑道好，是他跑得快。校长在电话那头笑了，说晏总您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