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中的金鱼（古代架空）——不慌不忙的三色堇园子

　　这很合理。他太了解阿什顿了，当年阿什顿对他说“我不会动用英国的外交资源来帮你夺位”时，也是这副表情——冷静、清醒、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
　　那时候他把私人感情和公职责任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一样。
　　他现在以公使身份支持一条景隆的改革，和他当年以私人身份帮助他夺位，在阿什顿的准则里毫不冲突。
　　接下来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改革在朝堂上接连通过。
　　七月废藩置县诏书颁布，同月新式学堂在京都和江户同时开建。
　　到了八月地税改革的试点已经在尾张和纪伊两个藩推行，秋收之后新税法将正式覆盖全国。
　　关税自主谈判也在同步推进——一条景隆亲自和英国公使阿什顿、荷兰商馆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用一套远比老中们更精明的谈判策略逐条修改了通商条约。
　　新条约把日本关税自主权从幕府时代的百分之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二十，同时保留了英国在横滨的最惠国待遇。
　　对阿什顿来说这是双赢——英国保住了最惠国地位，日本拿回了部分关税权，双方的贸易额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翻了几番。
　　对一条景隆来说这是向天下人证明，他不仅能在朝堂上压制政敌，还能在谈判桌上和洋人掰手腕。
　　金鱼姬坐在御座上看着这一切发生。
　　他每次在诏书上盖下玉玺时，都会想起自己几年前对阿什顿说过的那句话——“权力不是官位，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
　　那时候他是在用这句话教阿什顿怎么分析日本的朝堂格局，现在这句话反过来套在了他自己身上。
　　一条景隆用阿什顿的知识设计了改革方案，阿什顿通过一条景隆的手推动了日本的对英开放。
　　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换不需要他在中间协调——他们直接对接了。
　　而他这个天皇，只是在最后一道工序上盖章。
　　改革在朝堂上高歌猛进，反对的声音也从未停歇。
　　废藩置县触动了大名们最根本的利益——世袭的领地被收归中央，几百年的家族根基一夜之间变成了白纸黑字的行政任命。
　　地税改革更狠，直接从农民口袋里掏钱。
　　以前农民交的是实物年贡，收成好坏老天说了算，碰到灾年还能跟地头商量减免。
　　现在一条景隆定的是货币定额税，不管天灾人祸税银一分不能少。
　　尾张和关东好几个藩的农民在秋收后聚众抗议，把奉行所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有几个藩的旧大名暗中串联，试图在老中会议上联合发难。
　　为首的是四条家一个旁系——若狭藩的藩主，他联络了关东地区几个同样被废藩激怒的小大名，趁一次例会突然集体发难。
　　若狭藩主站起来当众痛斥一条景隆“名为维新实为篡权”，说废藩置县是亡国之策，地税改革是暴敛横征，指责他“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条景隆坐在关白席上听他骂完，没有打断，没有反驳，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对旁边的侍从耳语了几句。
　　当天晚上若狭藩主在京都的寓所被德川家的旗本围了。昭信亲自带的队，带了两百人，把寓所前后门都堵了个严实。
　　他自己站在若狭藩主面前，用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冷淡语气说——“若狭藩主大人，您今天在会议上说的话，关白大人认为对天皇陛下不敬。请您随我去若年寄奉行所走一趟。”
　　若狭藩主当场吓得面如土色，第二天就在联席会议上宣布撤回所有指控，并主动交出了若狭藩的兵权。
　　这不是昭信第一次替一条景隆镇压反对者。
　　事实上从改革启动以来，德川家的旗本就成了关白新政最有力的执法者。
　　废藩置县时几个不愿意交出领地的大名试图带兵反抗，都是被德川家一一制服的。
　　他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他和金鱼姬反复讨论过这些改革措施本身。
　　废藩置县削弱的是地方大名的势力，而德川家作为中央武家，只要在新体制里保住兵权和编制，反而比幕府时代更能集中力量。
　　兵制统一对他同样有利——以前各藩的军队各自为政，他德川家虽然兵多，但调度起来总要看各藩脸色；统一之后所有军队归中央编制，他德川昭信就是新政府军最高统帅。
　　他帮助一条景隆不是在为关白卖命，是在替天皇陛下维护朝纲，这是他作为天皇最忠诚的臣子应该做的事。
　　昭信每次执行完任务都会来偏殿向他汇报。
　　那时候的昭信脱掉了战场上那身冷硬的战甲，又变回了他熟悉的那个年轻人——嘴角那颗痣随着笑起来的弧度微微上翘，头发上的金铃铛还在，只是不再叮叮当当地响。
　　金鱼姬听着他讲怎么包围若狭藩主的寓所、怎么把那个吓得发抖的老头“请”到奉行所、怎么在奉行所里跟他“谈”了半个时辰让他主动交了兵权，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昭信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会砸店的纨绔少爷了。
　　他手里的刀见过血，他带的兵打过仗，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还是弯的，但那弯度底下多了一层只有在战场上活下来的人才会有的冷硬。
　　他曾经站在松月楼满地狼藉的大厅里似笑非笑地说“我等着”。如今他站在一座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庭院门口，没有笑，只是安静地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投降。
　　这中间的跨越，比吉原到京都的距离还要远。


第133章 你的？我的？
　　窗外下着秋雨，淅淅沥沥地打在紫宸殿的瓦片上，沿着檐角滴落在石臼里。
　　侍从送来了这个月需要御批的诏书，整整齐齐码在御案上，一共有七份。
　　地税改革全国推行令、关东抗议处置令、新币铸造诏、各藩武器回收令、全国户籍登记令、各藩债务清算令、海防要塞修建令。
　　七份诏书，每一份都已经用关白辅政处的朱笔拟好了全文，措辞考究格式规范，只需要他在最后一页的左下角盖上玉玺，再用朱笔写一个“准”字。
　　金鱼姬坐在御案后面，一份一份翻开，每翻一份他的手指就重一分。
　　地税改革全国推行令——尾张和纪伊的试点刚结束，农民还在抗议，关东的稻子还没收完，现在就要推全国。
　　关东抗议处置令——对那些聚众抗议的农民“以煽动罪论处”，轻则罚款重则收监。
　　他前天在藤原老人送来的民间密报里读到，关东好几个村子因为缴不起新税，已经把明年的种子粮都卖光了。
　　各藩武器回收令——所有非编制内武器限期上缴，包括猎人的火铳和农家的防身刀。
　　他的密报里说，有些猎人被缴了火铳之后连过冬的猎物都打不到，只能靠挖野菜糊口。
　　他把最后一份诏书合上，提起朱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好一会儿。
　　他从御案上拿起那份关东抗议处置令，走到炭火盆边蹲下来，右手握住诏书的边缘，左手拿起火钳拨开盆里的炭灰。
　　他的手很稳——这双手被烟斗烫过好几次，握剪刀剪过自己的长发，在地上刨过母亲的佛堂废墟，扒开炭灰时和当年从废墟底下刨出那件红梅衣裳时一样稳。
　　他把诏书的一角凑近炭火，火焰舔上纸边，朱笔写就的“煽动罪”和“收监”字样在火光里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他蹲在火盆边看着那份诏书烧完，直到最后一片纸灰落在炭灰上被热浪轻轻掀起又落下。
　　他看着那撮纸灰想，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他改不了法令，挡不住改革，连调拨五千两赈灾款都要和一条景隆据理力争。
　　但他可以烧掉一份诏书。烧掉一份只有他能拿到、只有他能碰、只有他能在盖章之前说“我不签”的诏书。
　　至于这份诏书明天会不会重新起草一份送到御前——他当然知道它会。
　　一条景隆不会因为他烧了一份文书就改变政策，但那是明天的事。
　　至少今晚，这几个村子不会因为有人的火铳没上缴就被关进牢房。
　　一条景隆是第三天傍晚来的。那天的秋雨还在下，天色比平时暗得更早，御书房的纸门上映着被雨水淋湿的竹影，风从走廊灌进来，把案上的烛火吹得摇摇晃晃。
　　一条景隆没有让人通报，直接推门进来。
　　他穿着深紫色的朝服，袖子被檐角的雨水打湿了一小片，衣襟上沾着几片被风吹落的枫叶，步伐不像平时那样从容，鞋底踩在木地板上每一步都带着压抑的怒气。
　　金鱼姬正坐在矮桌前翻藤原老人送来的民间密报。
　　密报上写的都是各地推行新税后农民的真实处境——关东有个村子因为缴不起税银，全村人被拉去修驿道抵债，老人和孩子在工地上冻病了没人管。
　　他把密报折好放进袖子里，抬头看了他一眼，指了指对面的坐垫。
　　一条景隆没有坐。
　　他站在矮桌前面，把一份重新拟好的关东抗议处置令放在桌上，说这是补送来的，他烧掉的那份有备份，烧一份他可以再送十份，但抗税的事必须处理。
　　如果不处置，其他藩的农民也会效仿，到时候不是罚款收监的问题，是派兵镇压的问题。
　　他之所以要把处置权收归中央统一发落，就是为了避免各藩自行派兵激化矛盾。
　　金鱼姬没有看那份文书。
　　他把茶杯搁回桌上，抬起头看着一条景隆的眼睛说，关东的事不能算抗税，他们只是缴不起。
　　尾张试点的时候稻米市价每石一两二钱，新税法按米价折算税银，农民的米卖不到那个价钱，收成比去年少了两成，税银反而多了三成，这怎么缴。
　　不需要派兵，只需要把税率降到百分之二，或者给受灾的村子减免一季。
　　一条景隆沉默了一会儿，走到矮桌前盘腿坐下。
　　他摘下翡翠扳指搁在桌上，扳指滚了半圈撞在茶杯底座上发出一声脆响。
　　他说陛下说的这些他已经知道了，百分之三的地税率不是他一个人定的，是参考了阿什顿提供的英国土地税法数据，结合日本各藩平均亩产算出来的。
　　幕府时代农民交完年贡和杂税之后留在手里的不到收成的五成，现在按新税法能到手七成以上。
　　关东那几个村子的问题跟税率太高没有关系，是当地米价被中间商压得太低，他会让人整顿米市，保证农民卖米的价格不低于市价。
　　他说着说着又拿起扳指重新套回手上，扳指推过指节时卡了一下，用力推到底，手指上留下一道红印。
　　“我做这些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完全可以不做——按幕府的老规矩继续收年贡，继续让各藩大名各管各的，继续在中立票面前陪笑脸拉关系。但我选了最难的路，是因为这条路能让这个国家不被洋人的铁船碾碎。你以为我喜欢每天跟那些老家伙磨嘴皮子？你以为我喜欢让德川家的小崽子带兵去围别人的宅子？这些都是为了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