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破案呢（玄幻灵异）——槡嗓哒

　　“江队，沈顾问，上车。”
　　江余拉开后座的门坐进去，沈渡坐在他旁边。赵小刀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
　　“去哪？”
　　“那条巷子。”江余说。
　　赵小刀没有问哪条巷子。她知道。
　　车子驶过花店门口，花店开着门，老板正在往桶里插花。今天的桶里全是栀子花，白色的，一大堆，像一片不会融化的雪。老板抬头看到他们的车，挥了挥手。沈渡没有挥手，江余也没有。但赵小刀按了一下喇叭。滴——短促的一声，像一个人在说“看到了”。
　　那条没有名字的巷子，那棵歪脖子槐树，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车停在槐树下，江余下车，沈渡没有下。赵小刀从后视镜里看了沈渡一眼，沈渡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呼吸均匀，像睡着了，又像没有。
　　铁门半开着。江余推门进去，院子里的纸箱还在，自行车还在，花盆还在。死去的花还插在土里，枝干已经干透了，一碰就会碎。他没有碰。他走过那些东西，走到那扇蓝色的门前。门开着。灯没有亮。屋子里的画堆还在，但画架上那幅没有画完的画不在了。
　　林深不在。
　　江余站在画堆中间，看着那把空空的木椅。椅面上有一个人坐了很久才会留下的凹痕，凹痕是浅褐色的，和他的眼睛一样。
　　林深在这里坐了三年，画了三年，等了三年的温静和温鸢。她们都死了，他不用再等了。不是不等了，是不用等了。等的人不来了，等就没有意义了。
　　江余转过身，走出那扇蓝色的门。他的目光落在院墙上那盆死去的花上，终于伸出了手，碰了一下那根干枯的枝。枝碎了，碎成了几截，落在地上。声音很轻，像一个人在心里说了一声“再见”。不是对花说的，是对林深说的。
　　他走出铁门，走回槐树下，拉开车门坐进去。沈渡睁开眼睛看着他。江余摇了摇头。沈渡伸出手，握了一下江余放在膝盖上的手，握了两秒钟，然后松开。
　　“走吧。”江余说。
　　车子发动了，驶出巷口，驶入主路。阳光从挡风玻璃涌进来，照在两个人身上。江余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的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像是把所有重量都放下了的弧度。
　　东城分局四楼的窗户开着。赵小刀推开办公室的门，把相册放在桌上，打开档案柜，把和林秋的案子放在一起。两本案卷，一本相册，并排躺着。
　　一本写着一个名字，一本贴着一张脸，一本空着很多页。它们在柜子里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疼。但它们在一起。不是母女，是案卷。案卷不会哭，但整理案卷的人会。
　　江余站在窗边，面朝街道。沈渡站在他旁边。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拳头还在，但那个拳头永远都不会打出去。
　　它只是一个拳头，一个形状，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有意义的是拳头旁边的那只手。那只手今天握过他的手，握了两秒钟。两秒钟很短，但够用了。够他把这两秒钟记一辈子。
　　日落了。东城的天际线从橘红变成灰蓝，从灰蓝变成深紫。第一颗星出现在天边，很小，很亮，像一只眼睛。
　　“沈渡。”
　　“嗯。”
　　“林深会去哪？”
　　沈渡看着窗外那颗星。
　　“去有温静的地方。”
　　“温静在哪？”
　　“在风里。”
　　江余没有问“风在哪”。风在林秋的画里，在温静的相册里，在温鸢的素描本里，在温凝的墓碑里。
　　风在1990年的雨夜里，在翠屏山的山顶上，在临川的旧卷宗里，在东城分局的档案柜里。风在江余的口袋里，在沈渡的手心里，在他们走过的每一条路上。风在，他们就在。
　　江余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把折叠刀。刀柄上刻着两个字，不是沈渡刻的，是他刻的。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刻的，也许是在某一次等沈渡的时候，也许是在某一次沈渡等他回来的时候。字很小，小到几乎看不见。他摸到了，不需要看，摸到了就知道。
　　刀柄上刻着——“回”。
　　回来了，都回来了。她回来了，她也回来了。他回来了，他也回来了。所有人都在这里，在这间办公室里，在这扇窗户前，在这场永远不会停的风里。风在吹，他们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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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聚餐
　　林秋、温静、温鸢的案子全部归档那天，赵小刀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晚上聚餐，我请客。谁也不许请假。”下面接龙报名的有十二个人，几乎是整个刑侦大队的全员阵容。
　　江余看到消息的时候正在洗杯子——沈渡每天给他放凉白开的那只玻璃杯。他把杯子冲干净，倒扣在纸巾上，拿起手机打了两个字：“去。”沈渡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没有翻。
　　他看了江余一眼，也拿起手机，打了三个字：“我也去。”赵小刀在群里回了一连串感叹号，像一串被风吹散的、不会落地的小小的气球。
　　聚餐的地方在分局后面那条巷子里，老马的烧烤摊。马老板听说他们要来，提前两个小时就开始生火，炉子烧得通红，炭火噼啪作响，火星子溅到铁皮上，发出细碎的、像有人在远处放鞭炮的声音。
　　他把最里面的三张桌子拼成了一张长桌，铺上一次性桌布，风一吹，桌布哗啦啦地响，像一面白色的、不会停的旗。椅子不够，他又从隔壁借了几把，塑料的，五颜六色的，红的蓝的绿的黄的，摆在一起像一小片被从春天偷来的草地。
　　赵小刀第一个到，抱了两箱啤酒，瓶子和瓶子碰撞的声音清脆得像是谁在敲一组很小的、不会跑调的编钟。她把酒放在桌上，开瓶器挂在手指上转了两圈，像一个西部片里的枪手在转他的左轮。
　　大刘第二个到，手里提着一袋卤味，猪蹄、鸡爪、鸭脖、花生米，袋子里油汪汪的，隔着塑料袋都能闻到那股混合了酱油、八角、桂皮和时间的味道。
　　小周和小吴一起来的，两个人手里各拎着一袋水果，橙子、苹果、葡萄，水果很新鲜，上面还贴着超市的价签。何芳最后一个到，她从家里带了一盒自己做的凉拌菜，木耳、腐竹、黄瓜，拌得红油汪汪的，花椒的香味隔着保鲜膜往外钻。
　　江余和沈渡是踩着饭点来的。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巷子，沈渡走在前面，江余跟在后面。这不是他们的惯常位置——平时都是江余在前面，沈渡在后面。今天换了，不是故意的，是走的时候沈渡站在门口等江余穿鞋，江余穿好鞋站起来，沈渡已经转身出门了，他就跟在后面。
　　跟了一路，从分局到巷口，从巷口到烧烤摊，跟了十几分钟，没有超过去。不是超不过，是不想。走在后面可以看到沈渡的背影——风衣的下摆在夜风中轻轻摆动，肩膀的线条笔直而沉稳，后脑勺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几缕碎发在路灯下几乎是透明的。
　　赵小刀看到他们，站起来挥手，手里的鸡腿还在往下滴油。“江队！沈顾问！这儿！”她喊的声音很大，整条巷子都能听见。旁边桌的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江余和沈渡，目光在两个人之间来回弹了一下，然后转回去继续喝酒了。
　　江余坐下来，沈渡坐在他旁边。长桌很长，十二个人坐得很散，中间空着几个位置。赵小刀坐在江余对面，大刘坐在赵小刀旁边，小周和小吴坐在长桌的两头，像两个被派去守关的卫兵。
　　何芳把凉拌菜打开，红油的味道散开来，有人吸了吸鼻子，说了一句“好香”。马老板端着第一盘烤串走过来，羊肉串，肥瘦相间，滋滋冒油，孜然和辣椒面的香味混在一起，浓烈得几乎要把人的眼睛熏出泪来。他把盘子放在桌子中间，说了一句“慢吃”，又转身回了烤炉后面。
　　赵小刀把啤酒开了，一瓶一瓶地传过去。传到江余手里的时候，瓶壁上全是水珠，凉得他指尖发白。他把瓶口的白气吹散了，但没有喝。
　　沈渡从他手里拿过酒瓶，替他喝了一口。不是替他喝，是帮他尝——尝一下苦不苦。沈渡喝完，把酒瓶还给他，说了一句“不苦”。江余不信，但还是喝了一口。不苦。沈渡说的是真的。
　　三杯酒下肚，话就多起来了。大刘开始讲他刚入行时办的那个案子——一个偷电缆的，爬电线杆爬到一半被电打了，从上面摔下来，腿断了，趴在田埂上哭了一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
　　他讲得很生动，手舞足蹈的，讲到小偷趴在田埂上哭的时候，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像是在替那个小偷哭。小周讲了一个更搞笑的——一个报假警的，说自己被抢劫了，警察调了三个小时的监控，发现他把钱包忘在厕所里了。
　　小吴笑得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的。何芳没有讲案子，她讲了她女儿——今年高考，考了六百多分，报了警校。
　　“她想当警察。”何芳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有些红，但嘴角是翘着的。赵小刀举起酒瓶，说“敬未来的警察”。所有人都举起酒瓶，碰在一起，发出参差不齐的、清脆的声响，像一小队正在紧急集合的士兵。
　　江余没有讲案子，也没有讲任何事。他坐在那里，手里握着酒瓶，听着别人说话，偶尔笑一下，偶尔点一下头。沈渡坐在他旁边，也没有说话。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需要说。在这种场合，不说话比说话更难。不说话意味着你不怕冷场，不怕被人觉得闷，不怕成为人群中最安静的那一个。他不是不怕，是不在乎。他在乎的东西不多，其中一个坐在他旁边，手心里握着一瓶不苦的啤酒。
　　夜色越来越深。马老板的炭火越来越红，烤串一盘接一盘地上，啤酒一瓶接一瓶地空。塑料凳子上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
　　赵小刀喝得最多，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话密得像开了闸的洪水。她搂着何芳的肩膀，含糊不清地说着“何姐你女儿以后来我们队，我带她”。何芳笑着把她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拿下来，说“你先把你自己带好吧”。
　　大刘喝得也不少，已经开始重复讲同一个案子了——偷电缆那个，讲到第三遍的时候，小周忍不住说“刘哥，你讲过了”，大刘愣了一下，然后说“讲过了不能再讲一遍吗”，小周说“能”，大刘就又讲了一遍。
　　江余喝了两瓶，不多不少。他的脸没有红，眼睛没有花，说话没有乱。但他知道自己醉了——不是因为身体，是因为心。醉不是身体的事，是心的事。心软了，松了，该挡的不挡了，该关的不关了，该藏的不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