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成长故事（近代现代）——红薄荷神仙鱼

　　那天晚上，陈渡躺在器材室的地铺上，右手搁在胸口。器材室在训练馆最深处，没有窗户，灯关了之后就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不是那种窗帘没拉严时有一点微光的暗，是绝对的、没有方向感的黑暗。他把手指举到眼前，看不到任何轮廓。空气里有一股铁锈和汗味混在一起的气味，角落堆着旧的杠铃片和断了把手的壶铃。垫子是旧的帆布面，被无数人踩过，里面的海绵已经被踩实了，躺在上面能感觉到地面的不平。有一块水泥地微微凸起，正好顶在后腰的位置——那是当年施工时地面没找平留下的，每次翻身都能感觉到那个凸起硌着后腰。平时他会在那块凸起上垫一件团起来的旧训练服，但今天他没有——因为右手搁在胸口，左手放在身侧，身体其他部位不想动。那块凸起硌着后腰，有点疼，但他没有翻身。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无名指上。
　　黑暗中他用左手拇指轻轻摸着创可贴——从指根到第二关节，六圈。他能摸出六圈之中每一圈的纹路。第一圈最轻，只是固定起点，几乎没有缠紧，胶面贴在皮肤上的感觉是若有若无的，需要用指尖仔细摸才能确认它的存在。第二圈和第三圈是基础缠绕，压住了伤口的主体部分，力道比第一圈重，但还不到勒的程度，是那种均匀的、稳定的压力。第四圈过渡到指关节，压力开始变轻。第五圈在指关节上做了微调，让创可贴刚好卡在弯折处——摸到第五圈的时候能感觉到创可贴的纹路在关节褶皱处有一点微小的起伏，那是胶面跟着皮肤纹理弯曲产生的。最外面那圈——也就是第六圈——末端贴得格外平整，比其他圈都平整，因为那是拇指按过的位置。他在黑暗中用手指反复摸那个位置，摸到一个小小的圆形压痕，比其他地方的胶面略薄一些，大概是指甲盖大小，边缘模糊，中间有一个更浅的凹陷——那是拇指指腹的形状。像一枚没有刻字的印章，不是用墨水盖上去的，是用体温烫上去的。
　　他在想一件事。明天，如果这道口子还没好，那个人会不会再帮他缠一次。这次是六圈。下次会不会还是六圈，还是更多——七圈，或者五圈。圈数的变化取决于伤口的严重程度，但也取决于那个人在缠的时候有多在意。他发现自己在猜测这个人在意程度的量化标准——四圈是照顾，六圈是很照顾。那七拳是什么？无论是伤口不太严重所以不需要那么多圈，还是今天不太在意了？他不知道这个量表的最高值是多少。十圈？他想象了一下十圈创可贴缠在手指上的样子——从指根一直缠到指尖，把整根手指都包起来，像一根木乃伊的手指。那个画面有点好笑，他在黑暗中嘴角动了一下。但他马上又收住了。因为他不确定自己值不值得十圈。
　　他发现自己有点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不是因为想疼。疼本身不好受——是一种持续的钝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无名指上，感觉到那里有一团热度，有一个被勒住的感觉，有脉搏在创可贴下面一下一下地跳。而是因为想再被那样认真地对待一次。活了这么多年，被认真对待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记得最早一次是十四岁那年，省体校的教练坐在观众席上看他打省青赛，赛后说了句“底子不错”，那四个字是他第一次被人肯定。后来那个教练调走了，新教练收了郭辉家的器材，那扇刚打开的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了。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人那样认真地对待他了——直到这个便利店值夜班的年轻人蹲下来，用棉签蘸了碘伏，一点一点、一圈一圈地清理他的伤口，把每一圈都缠得一样宽。
　　他不知道周屿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他们认识了一个多月，准确地说是三十五天。他第一次来这家便利店是十月的一个晚上，那天下着毛毛雨，他在泡面货架前蹲下来拿了最便宜的红烧牛肉面，周屿在收银台后面多塞了两根火腿肠，说是店里活动。后来他每次来，火腿肠都是两根，不多不少。三十五天，每天两根，就是七十根火腿肠。什么店的“店里活动”能每根火腿肠都不多不少、刚好落到他一个人头上？他知道那不是活动，但他不拆穿他。因为被拆穿的善意会变成负担——如果他问“为什么要给我”，周屿就得解释，解释了就得承认自己在帮他，承认了就等于把两个人的关系从“顺手”变成了“施与受”。而不被拆穿的善意可以继续以“顺手”的名义存在。周屿大概也需要这个借口——顺手，不期待回报，不期待就不会失望。这是他十四岁那年蹲在台阶上等了一整夜之后学会的生存法则。
　　他们已经用这个借**同演了一个多月的戏。他接受他的火腿肠和关东煮，每次都是四块萝卜，后来变成六块，多出来的两块被说成是“今天萝卜切小了”。他回报给他的方式是准时出现、接受照顾、认真地吃每一口萝卜——嚼得很慢，把每一口汤都喝干净。这是一种极不平衡的、温柔的交换。他在付出自己唯一能付出的东西——他的在场，他的注意力，他在深夜两点推门进来时那声“萝卜炖得比上次久”。他不舍得让这种感觉太快结束。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像一种奢侈品——不是火腿肠和关东煮那样的必需品，而是那些能让他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值不值得，但周屿用创可贴的圈数告诉他：你值得。六圈，不是四圈。多出来的两圈意味着他在他的手边多停留了一会儿，意味着他看到了肿胀的严重程度，意味着他没有用上一次的标准来处理这一次的伤口。这两圈可能是无意识的——缠的时候随手多绕了两圈，因为伤口比上次长，所以需要更多圈。但无意识的行为才最暴露本心。一个人在无意识的时候做什么，那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意识到自己在想这个的时候，他翻了个身，把脸埋在软软的枕头里。枕头是团起来的旧训练服，吸满了器材室的铁锈味和汗味。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希望伤口好得慢一点。这不是他应该想的事。他应该想的是明天怎么训练，怎么把滚桥的动作纠正好，怎么在对抗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肋骨——上次被郭辉一个抱腿摔砸在垫子上，肋骨外侧被对手的肘关节顶了一下，现在深呼吸的时候还有点隐隐作痛。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脑子里反复回放周屿给他缠创可贴时低着头的侧脸，垂下来的碎发，微微拧起的眉心，还有那一句“别动”。然后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器材室里很静，只有暖气管偶尔发出咕噜咕噜的水声——那是暖气片里的水在循环，气泡被水流带着从管道里通过。他把右手从胸口上拿下来，放在枕头旁边，让无名指上的创可贴贴着枕头。枕头是凉的，创可贴是暖的。凉的枕头，暖的创可贴。他就这么想着，想着，然后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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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打听
　　周六下午，后街的烧烤摊刚开始生火。
　　炭火还没烧透，炭块表面只泛着一层薄薄的暗红色，大部分还是灰黑的。青白色的烟从炭堆缝隙里钻出来，被风一吹就往人脸上扑，熏得人眼眶发酸。烧烤摊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夏天赤膊系一条围裙，冬天就裹一件军大衣，炭炉的温度把他胸口的皮肤烤得通红。他正用一把秃了头的蒲扇往炭炉里扇风，扇一下，烟就浓一阵，炭火就亮一分。蒲扇的边缘已经散了，每扇一下就有几根蒲草纤维翘起来。
　　阿骏比周屿早到。他已经坐在塑料凳子上，面前摆了一盘毛豆，自己剥了半盘，豆壳在铁盘里堆成一座小山。他穿着体校食堂的白围裙，围裙上沾着洗不掉的酱油渍和油斑，胸口印着“省体校后勤”几个红字，已经洗得褪成了浅粉色。围裙带子在背后打了个松松的结——他刚从食堂下班，连围裙都没来得及脱就来了。
　　“周屿！”阿骏冲他招手，手里还捏着一颗没剥的毛豆，“这边这边，炭还没烧旺，先坐着。我点了十串羊肉、五串板筋、两个烤茄子，你看看还要加什么。”
　　周屿在对面坐下来。塑料凳子有点矮，他的膝盖顶着桌沿，桌子晃了一下，铁盘里的毛豆壳跟着颤了颤。他拿起菜单扫了一眼——菜单是塑封的，四角已经卷了边，上面沾着几块干了的油渍。他没什么心思点菜，把菜单放下，说“够了”。
　　阿骏看了他一眼。那种看不是打量，是认识了半辈子的人才会用的看——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有事。阿骏比周屿大两岁，两个人是同一条巷子长大的。初中那会儿阿骏被巷口的小混混堵过，周屿替他挨过一拳，打在肩膀上，青了好几天。后来阿骏去了体校食堂学厨，周屿留在后街帮小叔看店。两个人见面的次数从每周变成每月，但每次见面都不需要寒暄。周屿约人从来不会主动——他连给小叔打电话都是响三声就挂，意思是“你回我”。突然发消息说“周六有空吗，请你吃烧烤”，阿骏就知道肯定是心里揣着事。
　　老板把烤好的羊肉串端上来。铁签子在铁盘上磕出清脆的响，羊肉上的油还在滋滋冒泡，辣椒面和孜然粉被热油激出一股焦香。阿骏拿起一串，在签子头上吹了两下，一口撸下来，嚼得腮帮子鼓起来。
　　“你最近怎么样，”阿骏边嚼边说，辣椒面粘在嘴角上，“便利店那个跨境电商还做不做了。”
　　“在做。”周屿拿起一串羊肉，咬了一口，放在碟子里。又拿起来，又咬了一口，又放下。一串羊肉吃了三起三落，签子上的肉还剩下大半。
　　阿骏注意到了。他嚼东西的速度慢下来了。周屿这个人吃饭从来不这样——他在便利店里吃泡面都是三分钟解决，面不软不硬刚好入口，吃完之后泡面桶往垃圾桶一扔，筷子往桶里一插，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现在一串羊肉吃了半天还剩大半，不是不饿，是心里有事压着，胃被情绪堵住了。
　　“你找我，是不是想问什么事。”阿骏把签子搁在碟子上。竹签和碟子碰出轻轻一声响。他和周屿认识这么多年，知道周屿从来不主动约人。突然请吃烧烤，肯定是心里揣着事。就像上次他从周屿嘴里听到“陈渡”这个名字的时候——那天周屿也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体校有没有一个姓陈的”，语气随意得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但阿骏注意到他问完之后看了自己一眼，不是那种直视的打量，而是从杯沿上方掠过去的极短的目光，快得像一只受惊的猫从窗台上跳下。
　　周屿把签子放在碟子边缘。然后拿起啤酒瓶，给阿骏倒酒。瓶口压得很低——不像一般人倒啤酒那种痛快淋漓的冲，瓶口离杯口好几寸，啤酒砸下去溅起一堆泡沫。他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慢：瓶口几乎贴着杯壁，啤酒沿着玻璃杯的内侧缓缓流下去，泛起一层细密的白沫，泡沫沿着杯壁慢慢往下淌，淌到杯底的时候泡沫也刚好消散。这是他在便利店后面偷偷喝啤酒时练出来的——小叔不让他喝酒，所以他学会了闷声倒，不起泡沫，不容易被发现。一个人心里有事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找事做。